1、最“无用”的知识,最受尊敬的灵魂 “在这里，最基础的学科，永远是最受尊敬的学科，仿佛只有它们才是改变世界的基石。”“如果科学的意义是发现世界的真实情况并加以解释，你必须在发现了某些情况之后，才能问它对我们是否有用。在此之前，如果你去问那些还在发现过程当中的人，你研究的东西有什么用，他们估计也不好回答。”“对很多从事学术的人来讲，发现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不需要去考虑万一发现的东西没有用怎么办。退一步讲，就算后来证实非常没有用，我们现在不走点弯路，难道让后人再走一遍?”陶衍，剑桥大学心理语言专业内隐学习说方向(Psycholing uisticsimplicitlear
2、ning)博士一年级学生，这样诠释他对科学研究的终极理解科学，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在剑桥火车站通往市中心的路上，“天天餐厅”的招牌响当当，这是剑桥镇最受欢迎的中餐馆。一日，斯蒂芬霍金也来这里用餐。霍金患有运动神经萎缩症，全身仅一枚手指可以动弹。那天，有人给他喂饭，但饭还是撒了一地，把周围人都吓跑了这个坐在牛顿教授席位上钻研宇宙黑洞的科学家，在剑桥镇似乎没有受到过多的“欢迎”。“剑桥的牛人太多，霍金不稀奇!”学生问风传的轶闻提醒着初来乍至0者：这里盛产牛人，也盛产“怪行”。“内隐学习说”，陶衍的心理语言学专业方向。在常人看来，它异常艰深。在无数次被问及“你能否用普通人
3、听得懂的话解释一下你的研究内容”后，他会这样说“当你在指向一个杯子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杯子?你怎么定义一个杯子?”“盛放液体的东西?”“那么把液体拿走，放入一堆糖果，这也能叫杯子么?用我们所掌握的所有词汇，是否能给一个事物下个定义?这种定义方法本身有没有问题?”在听者被这一堆问题搞得如坐云端时，这个语言学博士生会适时地把话题引到他的专业。“尽管人们掌握了某种语言，但可能并不真正理解每种具体语言的意思。他们不需要理解，但确实会应用这种语言去交流、生活。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陶衍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专业。“许多人听不懂，我也更怕被人问，学这个有什么用?”所幸，身处剑桥，陶
4、衍并不觉得自己是“异类”。自100多年前，这里就是“异类”的集聚地大家只做学术，不关心“有用”。打开牛剑的故事集，到处充斥着“不可知论”者的传说：对一切不可知的东西都充满好奇，追根溯源；裹扎“怪行”，亦不足为奇。1670年前后，一个叫哈雷的男孩提着一堆天文观测工具，包括一个长达24英尺的望远镜，走进牛津大学皇后学院。20岁那年，他放弃了牛津本科学位，去圣赫勒纳岛建立了一座临时天文台；1705年，他回到牛津，着手改造位于新学院大街上宿舍，在顶楼按上了硕大的天象观测仪11758年，一颗被他成功预，测回归时间的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1825年左右，在爱丁堡对医学失去兴趣的达尔文，跑到剑桥大学学习
5、神学。1831年，他登上比格尔号考察船，谁知在南美洲近5年的考察中，他的一系列观察与分析竟引发了一场世界观的革命论物种起源(1859年)打破了圣经里的创世纪神话。当然，与他同时代的人很不喜欢猴子做祖先。20世纪50年代，剑桥的两个学生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老鹰酒吧吃午餐。1953年的一天，其中一个名叫克里克的学生冲进酒吧，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不过，另一个学生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不管怎样，这个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至今镶嵌着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1962年，这两个剑桥学生和莫里斯威尔金斯共享诺贝尔医学奖。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克里克形容，当时只是
6、试图通过对大脑的研究，查出“灵魂到底是什么”。最令学生津津乐道的学长还是那个来自林肯郡的农夫之子埃塞克牛顿。他17岁进入三一学院，学生时代的他，用速记法记录他的罪过，从逃避做礼拜到偷毛巾，“使用威尔福德的毛巾可以省下我的”；在三一学院的食堂通道上，他手拿一根钟摆测试回声的速度。1669年，他的老师将教授教职让给了他，因为老师认为学生的能力比自己强。这一年，牛顿27岁。谁知，此后的一个苹果，促成他的划时代著作数学原理。为什么这些不算发达的乡村会如此密集地诞生那么多精英?许多人试图寻找答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告诉记者，或许就是对“未知的尊重”。如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剑桥三一学院的学生要学习人类
7、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他们还要学习几何学。没有一个人会问，“学这个有什么用?”不可动摇的信念：知识就是力量毕原也有苦闷的时候。跟着研究黑手党与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导师，将来是否能找到工作还成问题。“像我这样的年纪，还在用父母的钱，做着一些自己也说不出将来能干什么的研究，真是汗颜。”这个1989年出生的男孩，特别着迷于足球与社会学研究。有时，他会买张火车票，跑到外地去看英超联赛。“与国内的足球场建在闹市不同，比如上海的虹口足球场、八万人体育场；在英国，很多足球场都建在城外的偏远地带，周围可能是垃圾场、贫民窟，但一个光彩夺目的球场出现在那里，每周一次把城市人口带入这些落后的地方，对当地
8、的经济、就业等发挥特殊作用。”看球，仿佛也是一种社会学研究。在毕原的印象中，英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一条特殊的法令：规定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必须无偿赠送一本给牛津、剑桥。由于藏书越积越多，牛津大学图书馆甚至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同地上面积差不多的地下室。“理论上说，你要查所有资料，这两所学校都有，尤其是社会科学，这是做研究的好地方。”在牛津的日子越长，毕原越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得找个女朋友”。在这个中国留学生看来，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的日子令人羡慕。“钱锺书可以高高兴兴地做个书虫，有杨绛给他做饭!”可惜的是，中国学生集中在理工科或商科。有时，毕原会自觉孤独，他鄙视那些“来牛津就为了每周吃不同学院的晚宴，比
9、较菜色的同胞”；偶尔，他也会蹦出一些怪想法：“为什么现在的留学生和民国时期有那么大的不同，当时的留洋派学的都是语言、人文等基础学科，那时是时髦，现在却成了冷门。”在牛津的皇后学院，毕原和记者说起一则典故：皇后学院的徽章是一个野猪头，个中缘由是，很久以前学院里有个学生被野猪追着跑，情急之下，他把手中的一册书扔向了野猪，并大喊“这是希腊语的!”野猪啃在嘴里，转头就走了。事后考证，这本书是亚里士多德。“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对这所学校的许多人而言，这种力量依然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哪怕外人觉得“这传闻很没有依据，这说法很可笑”。“到底什么研究才是有意义的?什么才是有用的?谁说了算?”剑桥的校训是拉丁文所写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但陶衍更喜欢理解为“此乃智慧之源”。“谁说了都不算，我说了算，坚持自己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