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余杰：丑陋的牡丹花, 丑陋的日本人 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以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初他所杀害的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安享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唯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片丑陋的牡丹花。在进化的链条上，大和民族进化的只有智力，他们的心灵比非洲的食人族还要野蛮和变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的报道中愤怒地写道“人们会问，日本农
2、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除了日本人自己，没有哪个民族能回答这些问题。而日本文化的精髓，正在于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荷兰作家布鲁玛在恍惚有无前朝罪一书中对比了德、日两国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在犹太纪念碑前，但没有一个日本领导人有过这样的举动。在德国，否认战争罪行的是一小撮被警察追捕的极端主义
3、光头党；在日本，却是首相、国会议员、内阁大臣和历史学家。”布鲁玛援引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原罪文化耻辱文化的差别，认为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悔获得宽容，而是遮住罪过以免在世界面前丢脸。对于德国公众，二战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屠杀犹太人的惨剧；而对日本人来说，涉及二战他们只谈广岛原子弹爆炸。于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见了，只剩下作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见了，只剩下沉醉在美丽中的种花老人。发明将强奸合法化、制度化、正当化的“慰安妇制度”的日本人军国主义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在天皇领导下的“经济强国”。他们修改着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一切历史纪录，他们把战争贩子的灵位放进让民众顶礼膜拜的
4、靖国神社。这是一个从精神到社会政治上都还处在顽童阶段的丑陋民族他们在肆意地破坏之后，却从不承认自己做了错事。在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有一次，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将中国学生放在桌上的笔记本扔到地上。中国学生彬彬有礼地解释说，用笔记本占座是北大的规矩，小日本却狂妄地回答道：“这是你们的规矩!”于是，遭到了我们针峰相对的回答：“在我们的土地上，就得守我们的规矩!”两个家伙在一致的谴责中灰溜溜地走了。他们实在顽劣得可笑：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实在是找错了地方。这个民族的觉醒者实
5、在少得可伶。一位真正具有反省精神的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此意义上，“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此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而所谓的“文化”的观点，是将“近代”看作欧洲这一“文化”的产物。这就必然地意味着把“亚洲的近代”看作“西方冲击”。因此，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但我认为，近代并不是日本人反省的起点，近代只是主干，而日本文化的问题出
6、在根部，仅从近代反省起仍然有避重就轻之嫌。我不否认日本文化中有不少健康、清新的成份，但我同时也看到，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日本人最懂得美，他们确实是牡丹的知音，日本人最不懂得美，面对一些丑陋的牡丹花，他们暴露出了精神深处令人作呕的龌龊和丑恶。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