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之“错”与“悔”的诗学勘探阅读后悔录，让我想起一个关于哲学家萨特的故事：一位青年面临着参军报国和在家侍奉母亲的两难选择，他去请教萨特。然而萨特把这个问题抛回给青年自己：他只能自己去做出这一人生选择，这是他的责任和权利，也是他的人生意义所在，任何人既无法僭越，替他回答；也无权对他的选择干涉和指责。萨特进而认为，恰恰是在对两难困境的意识和选择中，人实现了自己的“自由”，人的主体性冉冉升起。后悔录同样讲述了一个人一生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与选择，但与萨特的自由选择和主体性理论背道而驰的是，后悔录描写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不自由状态，其活动与选择是如何对自我构成痛苦与蒙蔽。“后悔”意味着人生的错误与失败
2、，展示的不是主体如何自我实现，而是如何不可实现。小说的主人公曾广贤是个开口就惹祸、行动就出错的倒霉蛋。还在少年时代，曾广贤就出于“革命”的目的，“大义灭亲”地告发了父亲与邻居的“奸情”，从而导致了父亲的磨难、母亲的自杀和小妹妹的失踪。此后他又一桩接一桩地犯错，一次又一次让自己陷入灾难和后悔之中：因为他的“口祸”，先后致使好友自杀、女友精神失常、父亲成为植物人；革命的禁欲主义教化让他对女友的以身相许大为恐慌，从而失去了唾手可得的爱情；而本能的驱使和同伴的教唆，又让他蒙受“强奸犯”的冤案，经受了十年铁窗；美色的诱惑使他背叛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恋人，拜倒在放荡女人的脚下；对佞友的失察和轻信又使来之不易
3、的财富得而复失这桩桩件件的人生过错，都是主人公在不经意间、事与愿违地铸就的，他越是想成为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有正常生活、亲情与爱情的人，就越是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渐行渐远，因而就越加陷入痛苦与后悔当中。这使得小说对曾广贤生存状态的展示充满了喜剧色彩。但可悲的是，事情的真相、生活的真谛却从不曾在主人公的后悔与总结中得到昭示。因为口祸，他天真地想把自己变成一个沉默的人，想“在嘴巴上装上拉链”，学会说“延时话”；因为蒙受过“强奸犯”的冤案，他在性的问题上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于连正常的欲望和合理的交往都丧失了。这些矫枉过正的后悔和改过常常成为下一次错误的原因，让主人公不知所措，丧失了基本的准则和
4、判断。他的后悔有如动物一般的条件反射，从不曾让他对生存变得更加智慧和深刻，既没有达到形而上的理性反思，也不曾跃升到宗教式的人性忏悔，充其量发出的是造化弄人的脆弱的感叹。他仿佛蚂蚁一般，在“错误后悔”的生存困境中兜圈子。然而正是这种对人生困境的限定性、黑色幽默式的描写，展示出历史和社会中个体生存的真实、普遍的状况。在曾广贤的认识范畴里，被抽象为命运、造化的，不过是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看不见的力量的代名词，是这些力量借助于造反司令赵万年、负责“强奸案”的公安，以及一次次陷他于错误与后悔的于百家、张闹们，对他进行主宰和塑造。驱使他告发父亲通奸行为(其实父亲与赵山河的通奸背后有着情感和正常人性得不到
5、抒发的合理因素)的，是革命伦理高于一切、不知个人隐私为何物的极端年代。让他在女友池凤仙真挚而大胆的爱情表白前转身而逃的，也是视性与情爱为洪水猛兽的禁欲主义教化的结果。而在砸烂公检法的年代，一个蒙受大冤、身陷囹圄的青年，越狱与逃亡难道不是他自我救赎与反抗的合理选择吗？还有后来，仿佛一夜之间得到松绑的欲望社会，让于百家、张闹们摇身成为损人利己、无所顾忌的享乐主义者，如鱼得水的时代弄潮儿，而曾广贤、池凤仙这些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落伍者、倒霉蛋，他们被愚弄和戕害，难道不是最正常的遭际吗？曾广贤是个充满喜剧效果的、被剥夺和戕害的弱者、凡人，他的一生是如此倒霉、荒诞，然而荒诞的故事、喜剧的笔法背面揭示的却是人
6、生的状态和历史的真实。这个倒霉蛋曾广贤，在他身上集中我们大家的弱点和愚昧，他的错误其实天天在我们身上上演，他的后悔也是我们的普遍心态。作者通过他，在纸上演绎了芸芸众生可能或已经遭遇的失败人生。我们一边阅读，一边高高在上地对主人公的可笑和可悲发出嘲笑、叹息或掬一把泪，却不禁会为这一历史和人生的真实状况不寒而栗。曾广贤不曾认识这些，他对人生的领悟既不“广”，又不“贤”，他的“后悔”压根不是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的理性方式，而只是纾解内心的愤怒与迷惘，面对不公命运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艰辛与自身的过错借助后悔与自责的方式得以结束和摆脱，方能进入到人生的下一阶段。这是小人物的生活方式，也是小人物的生活“智慧”。
7、对于弱者、凡人，获得了理性与“认识”又当如何？从生存的角度，人类的第一要务从来就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认识自己”，而是萨特式的“选择自己”、马克思式的“改造自己”。而选择或改造自己的任务一旦难以达成，认识的结果往往导致生命的痛苦与虚无，正如萨特从“主体性”、“自由选择”出发，构建起宏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其结果不过导致主体虚无的命运。今天的中国作家似乎能够认识到这些，他们经历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德与人性批判、革命文学的阶级反抗与社会改造，以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个人启蒙与主体哲学的洗礼，又沐浴在“人之死”、“主体终结”的后现代文化氛围当中。他们在消解人在历史中的主体位置的同时，又把一种与历史和时代共浮沉的“生存智慧”和黑色幽默与温情主义的小说诗学悄悄地赋予了人物，也赋予了文学和读者。归根到底，主人公的生存智慧缘自作者的叙事智慧。无论是活着(余华)里富贵的忍耐与逍遥，还是后悔录里曾广贤的后悔与解脱，历史、现实、个体、他者的诸多矛盾和复杂关系以智慧和温情的方式得到讲述，得到抚平与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