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教版必修3第2课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备课资料课程标准：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战国后期，儒学再次成为显学，其在秦汉时期的命运如何？本课介绍儒学在秦朝受打压，在汉初受冷落，在西汉中期的神学化（内容上）、官方化（地位上）和制度化（维护手段上）。秦统一以后，以法家思想立国，政治上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思想上实行思想禁锢和一元化，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思想自由和多元化。指导思想是一元化好还是多元化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志民教授认为，指导思想一元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只能有一个。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只能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荡
2、、民族分裂甚至国家解体。在这方面，苏东剧变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秦朝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但儒家学派进行过斗争，如双方围绕着是否实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论。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动下，演变为“焚书”“坑儒”的剧变。秦以法家思想立国速亡，法家声名遂坏。西汉初吸取秦亡的教训，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变残暴统治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使汉初的经济得以恢复，社会得以稳定，但也导致诸侯国势力的膨胀，威胁到西汉统治，导致了七国之乱。所以，汉武帝一变汉初“无为而治”，推行积极有为，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遂成为正统思想。所以，秦汉作为中国古代整个大一统帝国的初期，选择何种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3、。先后选择了法家、道家和董仲舒的新儒家，历三次选择，儒学终成统治思想，之后历两千余年而无大变。一、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1、背景：（1）商鞅变法使国力强盛，法家思想深入人心战国各国变法大部分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商鞅变法后，秦国从西方小国、弱国逐渐成为大国、强国，为灭六国奠定了基础。所以法家思想在秦国深入人心，贯彻最深入，秦统一后自然以法家为立国思想，法家思想得以全面付诸实践。犹如中共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取得全国政权，自然以马、毛为立国之本了。（2）秦王武力统一全国，希望政治变革秦始皇武力统一全国，认为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不求守成，追求变革与创
4、新，如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以专制君主制代替贵族君主制，以思想专制代替思想自由，法家思想则适应了其政治变革的需要。一种思想能否成为统治思想，关键是它能否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2、表现：法家主张政治上专制，思想文化上也专制。（1）建立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度）；（2）严禁私学，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制度；以法为教：学习的内容是朝廷的法令。以吏为师：政府官吏承担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职责。教育只能由官府举办学校要以吏为师以法令为教材，这是一种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3）“焚书”“坑儒”这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鲁壁藏书：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皇帝刘启将他的儿子刘
5、馀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好治宫室，传说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从墙里面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一共几十篇。这些经典是用蝌蚪文（篆文是由蝌蚪文简化发展而来，大多相近、或相似。主要区别在于：篆文是用毛笔书写，蝌蚪文是用木枝书写）写成的，不同于当时经师们所保存的用隶书书写的经典，到汉代已经无人识得，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孔壁古文”或者“古文经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历代的古文经学家认为这是可信的，直到清代的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才怀疑是伪造的，但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孔壁古文”是什么时候进入孔壁的呢？据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孔子九代
6、孙孔鲋认为“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就将这些经典偷藏在孔子故宅墙壁内，自己就到嵩山隐居去了。孔鲋到死也没有把它们取出，但“竹简不随秦火冷”，这些经典终于保存下来。为了纪念孔鲋藏书，金代就在孔庙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因传说拆墙取书时天上有金石丝竹之声，故取名为“金丝堂”。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苏州知府况钟凯曾捐款重建。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重修孔庙时将近四堂迁往孔庙西路，在原址建起了诗礼堂。后来在诗礼堂后又建了“鲁壁”，纪念孔鲋藏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
7、”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西汉后期儒学内部的一个斗争。古文学派认为，今文学派所尊奉的五经，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摧残已残缺不全，只有自汉初以来陆续发现的秦以前用古文书写的经书，才更加可信。今文学派认为，古文经都不是孔子所传，后来更认为全都是古文学派伪造的，绝不可信。以董仲舒位代表的今文经学在西汉中后期已成为官学，古文经学则属于私学。到东汉中期，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今、古文经学的斗争持续了二百余年，直到东汉末，兼通古、今文经学的经学大师郑玄遍注群经，才结束了这场学术 思想斗争。古文经：战国
8、时遗留下来的儒家经典，包括鲁壁藏书，都是用以前的文字（如蝌蚪文、小篆）写成的，这些经书到汉代已经无人识得，被称为古文经。今文经：西汉自惠帝起，开始重视儒家经典，派人四处访求老儒，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文和解释记录下来，一一写成书，如“书”出自于伏生，“礼”出自于高堂生，“春秋公羊传”出于公羊氏和胡毋生。因为这些经典都是用当时流行的文字隶书写下来的，故称为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古文经主张不变，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今文经主张变革，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都是西汉末年刘
9、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为政治变革寻找儒家经典依据。3、影响：（1）思想上，百家争鸣局面结束，儒家学派受到沉重打击，如“焚书”“坑儒”。（2）政治上，导致暴政、速亡（二世而亡）。唐诗人章碣题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诗一开始就接触主题。首句用略带夸张的语言揭示矛盾：竹帛化为灰烟消失了，秦始皇的帝业也就跟着灭亡了，好像当初在焚书坑里焚烧的就是他的嬴氏天下。这一句夹叙夹议，明叙暗议，有实有虚。“竹帛烟销”是实写，有形象可见。
10、“竹帛”是古代写书的材料，这里指书。“帝业虚”是虚写。这种虚实相间的表现手法极富韵致。次句就“帝业虚”之意深进一层，说是虽然有关河的险固，也保卫不住秦始皇在都城中的宫殿。“关河”主要指函谷关与黄河，当然也包括其他关隘、河流，如散关、萧关、泾河、渭河、崤山、华山等。说“关河”，便概括一切可以倚恃的地理险阻。秦都咸阳四周虽有这许多关山河川包围着，但仍然锁守不住。诗以“关河空锁祖龙居”一句总括了整个秦末动乱以至秦朝灭亡的史实，言简意深；并且以形象示现，把“帝业虚”这个抽象的概念写得有情有景，带述带评，很有回味。“祖龙”指秦始皇。这里不用“始皇”而用“祖龙”，决非单纯追求用典，而是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
11、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一项传说：始皇三十六年，有神人对秦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回报始皇，始皇听了，好久不讲话，过后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秦始皇一心要做子孙万代诸“龙”之祖。而此时江山易主，“祖龙”一词正话反用，又添新意成了对秦始皇的绝妙讽刺，而且曲折有文采，合乎诗歌用语韵味。第三句点题，进一步用历史事实对“焚书”一事做出评判。秦始皇和李斯等人把“书”看成是祸乱的根源，以为焚了书就可以消灾弭祸，从此天下太平。结果适得其反，嬴秦王朝很快陷入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未冷”云云是夸张的言辞，旨在突出焚书行为的乖谬，实际上从焚书到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首举义旗，前后相隔整整四年时间。末句抒发
12、议论、感慨。山东之乱持续了一个时期，秦王朝最后亡于刘邦和项羽之手。这两人一个曾长期在市井中厮混，一个出身行伍，都不是读书人。可见“书”未必就是祸乱的根源，“焚书”也未必就是巩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过秦论）的有效措施。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而能灭亡“焚书”之秦，全句纯然是揶揄调侃的口吻，包含着极为辛辣的讽刺意味。从“竹帛”写起，又以“书”作结，首尾相接如环，显得圆转自然。二、西汉初期实行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史称“黄老之术”）：1、背景：（1）经济上，社会经济破坏严重（2）政治上，吸取秦速亡教训（法家声名已坏）；汉初统治集团成员多为楚人。秦亡楚，楚人又灭秦立汉。但汉初政治上是“汉承秦制”，思想
13、文化却非承秦制，从文化意义上说，汉政权的建立则是楚文化的胜利。统一而成熟的汉文化至西汉社会达到全盛的汉武帝时代才最终形成。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多为楚人，刘邦本人亦出身楚地，习楚文化、善为楚歌。统治集团特别是最高首领的好尚对当时文化的发展起了必然的导向作用。统治集团好尚，宫廷倡导刘家王朝“文尚楚风”。楚文化如春水滋润大地，以极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了长安周边风俗以及汉初文化。道家、楚辞皆为楚文化。2、表现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1）减轻田租：在秦王朝，沉重的赋税：如田租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二。汉高祖实行十五税一；文帝在位时，曾免除田租十二年，景帝时把田租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2）释放奴婢
14、：释放因饥饿卖身为奴（男子）婢（女子）的人为庶人。庶人：泛指无官爵的平民。平民泛指普通老百姓，自由人。（3）复员士兵：复员：军人因服役期满或战争结束而解除军职。士兵复员生产，农民数量增多；授予田宅，免除他们若干年徭役（劳动时间有保证）和一定的赋税（劳动产品有保证）。（4）抑制商人：必修2页18。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准做官，禁穿丝织品，禁带兵器、骑马，严禁商人购置土地，并向商人征收重税。但汉文帝、汉景帝则采取重商政策。如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
15、度（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关卡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即通过关卡的符信凭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即前168年，三月，文帝取消出入关的“传”，从而有利用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互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5）实行和亲：秦汉时期对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少数民族是北方的匈奴。匈奴，又称胡，是我国古代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从秦汉之际（前209年）到南北朝时期（5世纪），它先后在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活动了大约8
16、00年，对北方大草原的开发具有首创之功。5世纪后期，融合于汉族，或后起的北方少数民族，或者西迁，称号逐渐消失。当时匈奴国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西北部广大地区，面积比西汉大。和亲，即结亲和好，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联姻。不是一般的民间通婚，目的在于避战言和，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从汉至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和亲51起。历代未用和亲的汉族政权是宋、明两代，最多的汉、唐。秦始皇曾派将出兵“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公元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亲率32万大军，出征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史称“白登之围”。汉高祖对匈奴采用和亲政策，嫁宗室女与匈奴首领，并且每年送给匈奴大批棉絮、丝绸、粮食、酒
17、等，自此，汉与匈奴约定结为兄弟，各自以长城为界，两国的关系得到暂时的缓和。以上休养生息政策的思路：尽量增加农业劳动力，减轻田租可吸引农业劳动力，释放奴婢、复员士兵、抑制商人、实行和亲增加农业劳动力。最终的目的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巩固统治。3、故事：萧规曹随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死后，曹参（音cn）做了宰相，仍照着实行。比喻按照前任的成规办事。萧何是汉代第一位相国，曹参是第二位相国。曹参在朝廷任丞相三年，极力主张清静无为不扰民，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日渐提高。他死后，百姓们编了一首歌谣称颂他说：“萧何定法律，明白又整齐；曹参接任后，遵守不偏离。施政贵清静，
18、百姓心欢喜。”史称“萧规曹随”。“曹参饮酒治国”的故事：曹参和刘邦、萧何都是同乡，并且都是老相识。他们的亲密友谊始于秦朝。那时候曹参是沛县的狱掾，萧何则是主吏。从刘邦开始起事时起，曹参就铁了心跟随他做事。在汉朝开国诸将之中，曹参的军功也相当了得。自从他跟随高祖刘邦起兵以来，走南闯北，戎马倥偬，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重要的战役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立下了“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的赫赫战功，为西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曹参担任丞相后，每日喝酒不问政事，大臣们到他那里请示政务，也被他拉去饮酒，大醉方归！惠帝不安，宣曹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曹参答到：“请问陛下，你与先帝比谁
19、英明？”惠帝回答：“我当然不如先帝。”曹参又问：“我与萧臣相比较，你看谁英明？”惠帝说“你似乎不如萧相国。”曹参说“是呀！你不如先帝，我不如萧相国，先帝和相国制定的法令规章，我们只要继续推行，不是很好吗？”惠帝这才明白曹参整日饮酒的用意，对他的做法也很赞赏！所以，曹参不是不能干的人，而是对汉初形势的深刻把握。4、影响：（1）经济得以恢复和繁荣，社会安定，国力日盛（2）潜伏三大社会危机一是王国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西汉初期实行“一国两制”郡国并行制，郡县制、封国制（同姓为王，异姓功臣为侯）。一部分中央集权，一部分地方分权。汉的分封制被封的只有王、侯两级，西周的分封制所封诸侯分为公、侯、伯、子、
20、男等。受封的诸王权力很大，拥有大量地盘，有官吏任免权、军权、铸币权、还征收赋税，地方势力的强大，严重威胁着中央的统治。随着西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封的诸侯王的势力也越来越大，终于酿成“七国之乱”。二是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汉初虽有萧何等“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的记载，但总体而言，文帝之前“未有兼并之害”。到了文帝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农民出现“卖田宅、鬻子孙”的悲惨景象，及至武帝时期就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土地兼并成为终西汉之世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秦汉时期三次土地兼并高潮：汉武帝时代第一次土地兼并高潮；汉成帝、哀帝时期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汉光武
21、帝时期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当时土地兼并剧烈的原因：减轻田租使农业经营成为获利产业。田租不断减轻，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追求规模经营以享轻税之利。在农业轻税制度下，则是土地多者多得益，土地少者少得益，无土地者不得益。东汉末年荀悦在汉纪中曾独具只眼地指出，“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于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追求减免田租之利成为风气。农业人口增多加剧人多地少。释放奴婢、复员士兵、抑制商人、实行和亲增加农业劳动力。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汉初实行重农抑商、垄断经营，迫使一部分资本投向土地。当时土地兼并剧烈的影响：引发了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广大农民沦为流民和奴隶，不断起义。三是匈奴威胁（民族矛盾
22、）“和亲”政策一直使西汉统治者蒙受很大的耻辱，同时也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匈奴仍然时常南下抢掠，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三、西汉中期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正统思想”解释：正统思想是受孔子“正名”观念的影响而产生的概念。正名，指对一个事物，采用正当合理的名称。“正名”一词源出于儒家经典论语之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意思就是说，要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先有一个正当合理的名义和理由，这样事情才能讲得通，才有办法产生正面的号召，进而把事情做好。反之，如果名义不正当，就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强词夺理，事情都讲不通了，当然也就办不成了。原意是在劝告所有的人，做事情前要想清楚，要做符合礼
23、法道义的事情，不要做背逆礼法的事情。古今学者对“正统”观念的形成时间至今存有争议。宋代的欧阳修称，它发源于春秋一书。顾炎武则认为，它始于汉晋春秋，时间晚到了魏晋。而王船山则以为，它始于战国时期邹衍的“五德”说。近代以来，有学者撰文提出“正统”观念形成于秦汉时期。正统观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史家解释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更替合理性的重要理论。一般包括民族正统、政治正统、文化正统等三种内涵。如民族正统，华是正统，夷是僭窃（越分窃取），是非正统；政治正统，中原王朝、全国政权是正统，偏安是僭窃，是非正统；文化正统，儒学是正统，其余是非正统。又如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所以
24、正统思想大致可理解为“合法、合理、正当的思想”或者“统治思想”；非正统思想就是“非法思想”“不合理思想”“不正当思想”“异端”（异端，指不属于正统思想的思想派别）。当儒家成为正统之后，就把其他学说贬为异端。在儒家被打倒之后，马克思主义被树立为“正统”，西方两千多年来的许多思想家都成了“异端”。有人认为，只要有“正统”和“异端”的划分，就不要提思想独立，言论自由。正统政权，就是合法合理正当性的政权；不符合正统的，就是“伪政权”。儒家思想最终能够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汉武帝改变统治方式有关，与董仲舒改造儒学、儒学与时俱进有关。1、背景：（1）政治上，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从“无为而治”到“积极有为”
25、西汉初期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推行“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也带来一些问题三大危机、三大矛盾的激化，可谓内忧外患，已经严重威胁到西汉政权的稳定。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秦皇汉武”并称。16岁登基，在位54年，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公元前后数百年间，古代世界并存两个“超级大国” 汉帝国（包括西汉与东汉）与罗马帝国。面对统治危机，是“萧规曹随”还是改弦易辙？汉武帝做了自己的回答。汉武帝的地位相当于邓小平，一改传统做法，开创一个新时代。目的：加强君权和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和统治措施：必修1：汉武帝对王国的打压，颁
26、布“推恩令”（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归郡统辖）， 颁布“附益之法”（不许诸侯王招待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收回治权，王国的税收不归朝廷，由诸侯王享用）。汉武帝起用平民、儒生为相；形成内朝决策机构。汉武帝确立察举制（举孝、廉）。必修2：汉武帝推行货币官铸、盐铁酒专卖、官营贩运、物价管理、以及向工商业者及加重征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的势力。（2012年高考新课标卷）汉武帝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各地财产达300万钱的豪族被迁到长安附近集中居住。这表明当时A政权的政治
27、与经济支柱是豪强大族 B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出现严重分离C抑制豪强是缓解土地兼并的重要措施 D经济手段是巩固专制集权的主要方式补充：军事上组织三次反击匈奴。以上措施皆是积极作为，非无为而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不符合汉武帝巩固统治的需要，汉武帝需要选择一个新的指导思想。犹如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武帝初期，黄老之学最有力的支持者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的权威得到了确定，推行新政已经无人能够阻挡。窦太后不死，汉武帝难有作为；毛泽东不亡，邓小平岂能改革开放？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
28、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刑名：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亦省作“刑名”。（2）思想上，董仲舒发展儒家学说从先秦儒学到糅合诸子之学的“新儒学”董仲舒简介：北师大哲学系周桂钿教授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儒学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经过两次重大的改造，西汉的董仲舒和南宋朱熹是两次儒学改造的关键人物。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董仲舒是儒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这三大体系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北靠燕代，西界三晋。自古齐鲁多儒生，燕代出方士，三晋产法家，仲舒自幼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
29、成长，与其将来形成多内涵的思想体系不无关系。早年用功读书，以研读公羊春秋出名，为今文经大师。景帝时曾任公羊博士（讲授公羊春秋，董仲舒的弟子很多）。汉武帝时进行“策问”（汉武帝选拔官员的方式之一），最后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相（10年）和胶西王刘端的相（4年）。晚年辞职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有人认为，董仲舒始终未被汉武帝重用（只做了地方上王国的相，没有在中央政府任职），说明汉武帝并未真正“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和建议主要体现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但南宋著名学者程大昌演繁露与近代仍有一派学者认为春秋繁露是
30、伪书）。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另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一生以春秋（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孔子据鲁国史书鲁春秋修订的）为主业。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繁，多；露，润，其意是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有人把董仲舒的新儒学，称之为“董学”。思想来源：儒家思想：主张德治、三纲五常。道家思想：探求万物本源，认为
31、“道”是万物的缔造者、母体、主宰。法家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文化专制。阴阳五行家思想：认为德，天之阳；刑，天之阴。阳德居主，阴刑居次。把五行与五常对应，认为物有五行，人有五常。木火土金水对应“仁、智、信、义、礼”。思想主张：针对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一生以春秋为主业。所以董仲舒的学说有一个特点，就是必从“天意”和春秋那里找依据。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认为“大一统”是春秋的根本含义（即“大义”）。“大一统”，以一统为大、为尊、为尚。董仲舒认为，大一统，不仅政治上要统一，而且思想上必须统一。大一统的根本特征是思
32、想的统一。目的：实现政治、思想的统一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董仲舒的原话。董仲舒的原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即孔子整理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始称之为“六经”。其意：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对“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汉书武帝纪赞将它概括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来逐渐演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八字概括。对此，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概括不当。有的学者认为应概括为“绌（即“贬退”之意）抑黄老，崇尚儒学”，有的学者认为应概括为“罢黜百家，首尊儒术”。认为“
3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没有原始史料支持，也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众所周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商韩”学说持此主张，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就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据。除“商韩”外，其他学说均不主张思想专制。与秦始皇相比，汉武帝的高明之处有二：一是既给了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又给其他学说留下适度发展的空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容忍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明统治术。如对其他学说并未进行灭绝式的镇压，只是被剥夺了在官方学校中的传授资格；在统治过程中也采纳了其他学派一些思想，如法家的“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官场中也重用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的一些人物。二是在于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
34、而是利用舆论诱导、利益驱动来推动思想更替和统一的进程。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君权神授：认为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天”，“天”有意志、有意识、有情感、有欲望，“天”的喜怒哀乐通过人世间很多自然现象体现出来。君主受命于“天”，统治天下。所以诸侯王和百姓都要服从天子的统治，如果违抗君主，即是违背天意。君主也要小心谨慎，顺“天”之意而行事，如无道妄为，“天”会降灾异以示警，终至大乱。水浒宋江造反的旗号即“替天行道”。董仲舒的“天意”实际上是儒家的基本伦理、政治原则。作用：以“天”保护皇权，神化皇权；又用“天”限制皇权滥用（此点与法家异）。天人合一：先秦时期认为，人
35、是自然的一部分，或者是神的创造物，人没有独立性，即所谓“天人合一”。荀子提出“天人相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即“天人同类”，天与人是“一类”的意思，其论证的方法是“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体，是天的“拷贝”，如天是圆的，人的头是圆的；地是方的，人的脚是方的；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天有360日，人骨有360节。天人感应：只有同类的事物可以相互感应，如牛鸣牛应，马鸣马应。天与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天。天降异象，实为预警，如六月飞雪，昭示民间有重大冤情；洪水地震，昭示皇帝失德失政。所以，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即“天人同类
36、”。灾害天谴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把天给人格化了，说天就跟人一样，天看着地上的人，如果人好好干活，天就嘉奖你，如果人干坏事，天就要谴责人。董仲舒希望人能感应天的喜怒，在天发怒谴责人的时候，不要麻木不仁。这就是所谓的天谴论。天是怎样谴责人的呢？天是通过自然灾害来谴责人的。日本东京市长为“地震海啸天谴论”道歉：2011 年3月11日14时46分（北京时间13时46分）发生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域的里氏9.0级地震，日本气象厅随即发布了海啸警报，称地震将引发约6米高海啸，后修正为10米。根据后续研究表明，海啸最高达到23米。日本东京都知事(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14日在参加一场研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37、日本人过于强调自我，凡事以私欲为主来从事政治和民粹主义。而透过这次的海啸，若能一次清洗这些执念，我觉得或许这是一次天谴。” 3月15日为自己此前一天的“地震海啸天谴论”道歉。汉武帝“罪己诏”：论语中记载舜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说的是，君主一个人犯了过错，不能让所有人代自己受过；任何人有了过错，都要由君主一个人代为受过。据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既记载了君主“罪己” 的史实，也把“罪己”和“罪人”的后果说得极为明白。但作为天下的主宰者，君主们是很难做到“罪己”的。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的皇帝
38、（也有人说第一个下“罪己诏”的是汉文帝）。晚年时的汉武帝对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颇有悔意。罪己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轮台宫殿里作出的。从中选取了一部分:“朕自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价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他认为汉武帝之所以没有重蹈秦王朝覆辙的重要原因，是汉武帝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及时调整了政策。雄才大略的君主能够下“罪己诏”是不容易的。有人粗略统计，古代中国下“罪己诏”的皇帝在80位左右。针对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提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
39、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纲”，本义是鱼网上的总绳，比喻事物的主干部分。纲举目张：目，网眼，比喻事物的从属部分。“纲举目张”把总绳一提起来，一个个网眼就张开了，比喻抓住事物的关键，就可以带动其他环节。所以“纲”“目”按照主次讲，“纲”含义有二：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君、父、夫；君、父、夫作出表率。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
40、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常”，经常、不变、原则、规范之意，指永恒的道理，五常就是五条准则、道德标准。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五常”成为儒家强调的核心价值观。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作用：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思想特点：以儒学为基础，糅合了诸子之学“三纲五常”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受儒家、阴阳家、法家影响
41、较大。“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体现法家的文化专制。“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受道家、法家影响较大。司马迁说汉武帝实际在兼用百家之学。西汉第十位皇帝汉宣帝有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法家主霸道，儒家主王道）。汉宣帝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 有人说汉武帝治国是“外儒内法”。秦亡后，法家思想名声不佳，汉武帝暗用明不用，用儒家包装，内法外儒也。有学者指出，“汉武帝的绌黄老刑名百家和延文学儒者，不过是改变一下儒道两家的主从关系，将原先的尊崇黄老而以百家为辅的局面，扭转成尊崇儒家而兼容百家的局面”。具
42、有神学倾向或者神秘主义倾向孔孟重人与人关系，对宇宙的本体论不重视，具有人文主义色彩。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将“天”塑造为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宇宙最高主宰，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是神学化的表现或者从神学中寻找思想主张的依据。2、直接原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尊儒”建议以往，在现实政治上得志的多是法家，儒家无一得志。董仲舒开始扭转这一情势，他使儒家的部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并取得了历史上的正统位置。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而没有道林列传墨林列传之类，说明当时独尊儒术了。3、途径：儒学的制度化从制度上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秦始皇统一思想是通过政治暴力手段焚书坑儒，而汉
43、武帝则以利禄诱导。通过建立制度，确保习儒者获得利禄、功名。新中国通过哪些手段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独尊地位？（1）建立以儒学为主要标准的选官制度（推行儒学选官）确立察举制，举孝子、廉吏是当时汉代最主要的的选官制度，孝、廉是士大夫入仕的主要途径。被举者一般都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或孝或廉）、通晓儒家经典的共同特点。起用儒士为相以上两点，遵守儒家道德标准、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士人的共同“功课”。儒生易做官，犹如党员易做官一样。儒学成为选官的主要标准，以利禄诱导（读经取官、明经取仕）。确立丁忧制度丁忧就是指古代官员的父母死去，官员必须停职回家守孝的制度，源于汉代。丁忧是由儒家的“孝”这种礼仪引申来的。西汉
44、时规定在朝廷官员须丁忧三年，此后历代均有规定，凡官员遇丁忧，必须解职守孝，三年期满后起复原职，故对仕途升迁略有影响。但是有时候为了应付某些局势，需要丁忧的官员可以“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若匿而不报，一经查出，除了在行政上受到惩处外，在道德层面上还得受到狠狠的批判，就说你这人的人品不行，不孝顺。“丁忧”期间不婚娶、不宴饮、不作乐、不生子、不外游等一系列十分严格的丧俗行为规范。汉代以降,“丁忧”服丧不仅成为儒家表达孝心、弘扬孝道的礼法制度规定，而且演化成为历代王朝“孝治天下”的强制性法律措施。在汉以后的立法中,“丁忧”服丧被纳入相关法律细则条文，凡有违“丁忧”规定
45、的各类行为，均被列为“不孝”犯罪而被施以严厉的刑律惩罚。丁忧制度表明汉代以孝治天下。说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事例另有：汉帝谥号多“孝”。除了高帝和光武帝两个开基之祖，其余皇帝都有“孝”字，因此汉朝除了高帝的所有帝王都是两字谥号。由于汉朝皇帝谥号中基本上都“孝”字，所以后世称他们谥号时，都把“孝”字省掉了。如“汉孝文帝”省称为“汉文帝”，“汉孝武帝”省称为“汉武帝”等。汉墓多厚葬。由于汉代重孝,“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官的重要途径，而厚葬又是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令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当时有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之说，故陪葬品十分丰富。多陶楼、陶俑、汉画像砖石，地方诸侯则有金缕玉衣。两汉时期
46、，中国出现了一个厚葬高峰。而这一时期，也是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历史上，被盗掘的两汉墓多如牛毛，难以尽数。所以东汉末年盛行的却是薄葬，如曹操墓。（2）建立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教育制度（推行儒学教育）汉代学校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汉武帝建立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官学教育制度。统一教材：规定五经为国家教科书有人认为乐经失传是秦焚书坑儒造成的；有人认为乐经不是文献，是乐谱。故为五经当时认为五经是圣人的思想，是上天的意思，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从天子到百姓都相信经书上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到宋明理学时代，则认为四书才是孔孟真正的思想。有人认为，历史上有四次具有正面意义的读经运动。第一次，是孔子孟
47、子的读经，孔子整理了“六经”，“经”虽然是汉代的命名，但“六经”是孔子孟子提倡习读的经典。第二次“读经”运动是秦朝之后的两汉，汉武帝提倡的，五经成为官学的教科书。第三次是宋明时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读经”运动，四书成为儒经中最重要的经典。第四次“读经”运动在西方，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那时中国的“四书五经”顺着做生意的商船，顺着传教士和有些商贩，从中国传到了欧洲，引起了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运动，包括伏尔泰、狄德罗这样一些思想家，都开始接受和研究中国的文化。李约瑟在他的书中说，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发现，就像发现了东海的圣人。那个时候的欧洲，特别是法国，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来反对神权、反对教皇
48、、反对宗教，这个武器就是中国的人道的、人生的、人性的文化。所以说中国的儒家经典，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史上，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这里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曾经把儒家的经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了他们的人权宣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设立太学教官：五经博士博士：古之官名，今之学位。作为官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秦代至汉代，博士纳入中央官制中，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武帝之前，博士不为儒生专有，也有名家、道家、法家人物。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不治儒经的博士丢掉头衔和禄位。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原则上每经置一博士，后有增加，但数量有限。博士多为社会
49、学术名流，选拔标准有二：品行优秀、堪称经师（人品、学问俱佳；或者道德文章楷模）。途径有四：朝廷直接征召、策试选定、博士或者他官举荐、文吏升迁。博士职责主要有二：执教太学，教授生徒；兼任朝廷政务，从事教化工作。博士待遇：升迁快。教育机构：中央设立太学：专门传经授业的学校，相当于中央党校，专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太学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学校的典范。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者“太学弟子”或者“太学生”。具体做法是由朝廷选拔优秀青年（即有官宦子弟，也有家境贫寒者，一般十八岁以上。年龄上虽有规定，但不甚严格，所以有12岁就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亦有60岁以上的白发
50、老人）五十人为博士弟子（每位博士仅教10名左右弟子，多采用个别教学或小组教学），列入固定编制。其标准是“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这种博士弟子无俸禄且自理生活费用（有见识的地方大员，宁可自出费派有为的青年入京就学。每年派官员入京缴纳贡赋时，随带大批土产，支付学生们的用度。他们的苦心果然没有白费，这些博士弟子们以后不少位至郡守刺史），但可享受免学费及“复其身”（免除本人赋税徭役）的待遇。太学的考核制度十分严格，博士弟子每年需经考试，以通经多少来定等第高下，即以通二经、三经、四经、五经来分别次第授以官职。对“不事学”或“下材”的劣等生，考核后予以除名。太学考试
51、以功名利禄奖励学习优秀者，引诱学生专心攻读，潜心于儒家经典，强化了“独尊儒术”的意识。随着汉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京师太学的规格不断扩大，博士弟子逐代增多。武帝时50人，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3000人。平帝时，王莽秉政，为了粉饰太平，竟增至10000人。郡县设立地方学校：地方官学有学、校、庠、序等，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其中由郡、国所举办和管理的称“学”，即“郡学”；由县道邑所设置和管理的称“校”，由乡与聚设置和管理的分别称“庠”和“序”。这些官学，由“经师”讲授五经。地方官学没有直接向国家输送人才的职能，但优秀的学生可以由地方长官荐举到朝廷任官，或补为太学生
52、。太学、郡学成为全国的大小文化教育中心。汉代的私学按其程度与学习内容也可分为书馆与经馆两类。其中一类是教授读、写、算基础知识的书馆，属初等文化启蒙性质的蒙学；一类是由经师讲授专经的经馆，其程度相当于太学。 书馆是汉代启蒙教育的主要场所，其教师一般称为“书师”。书馆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识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算学则以九章算术为基本教材；第二阶段是儿童学完字书之后，学习论语、孝经，是专经前的准备阶段。经馆又称精舍或精庐等，是较书馆更高一级的私学，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专习一经或数经，程度与太学相当。私学也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可能是考虑学生的出路问题。儒学通过以上两个管道选官制度、
53、教育制度，成为统治思想。4、影响：（1）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2）逐渐形成引经据典和繁琐注经的学风汉武帝之后，为文竭力引经据典，以示言而有据，符合先圣之道。容易产生教条主义学风。古人为文，多不加标点，读者全凭个人学识体会文章的行文脉络和旨意，或用各种简要标志表明自己的理解。到了汉代，去古渐远，随着语言的变迁，文字的更替，以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阅读前代典籍难度增大，仅凭简单的标点符号，已很难明了旨意，无法有效地学习、传播经典。为了发掘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经学家一章一句地分析、注解五经，由此形成了章句之学。章句之学有二弊端：一为僵化，固执家法，不敢创新；一为繁琐，堆积材料，以多为能，也就逐渐形成了汉代社会以繁琐注经为高深学问的风气。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越来越繁琐，对于一部经书的解说，总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如有人解释尚书中尧典篇目二字，注了十余万字，注“曰若稽古”四字用了3万字，简直让人无法卒读。极大加重了学者和学生的负担，一个人从幼童入学，只学一本经书，到了头发白了，才能解说，所谓“皓首穷经”。汉儒研读五经，本为通经致用，却走上了繁琐注经、过渡阅读、迷信书本、浪费光阴、思想僵化的歧路上。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反省，如东晋老乡陶渊明就“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指的是只领会全文大意不在字句上过分追究。版权所有：高考资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