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关系的新格局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出现了新的格局。本文从民族分布格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地位和比重的变化、民族共同因素增多，民族团结的新发展和“两个离不开”观念深入人心五个方面，对民族关系的现状进行了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民族关系发展的促进作用。【关 键 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关系/格局【 正 文】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01)02-0022-09一、民族分布格局多民族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统一多民族国家
2、形成历史相联系，汉族以内地各省、市为中心，广泛分布于全国，而少数民族则以边疆各省区为中心居住区，其中内蒙、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青海等省自治区，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实际上，四川、甘肃境内也集中分布着一些少数民族，其他省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如果按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所辖范围来计算，少数民族的分布面积可占国土总面积的60%以上。以现在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来说，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民族成份的分布从民族成份的分布来说，大杂居和小聚居是中国民族分布格局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一特点是由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所决定的。回首历史，
3、在中国漫长的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先民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了十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显现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汉民族的北上南下，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各种形式和各种原因造成的民族在融合，有的民族被融合了，有的民族日益壮大，在中华大地上每一个民族几乎都是在民族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中形成的。汉民族中融合历史上大量少数民族的成份，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民族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很多少数民族中，也多多少少地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成份。这一历史特点在中国现实民族分布格局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很多少数民族散居于全国各地。55个少
4、数民族中，大约33个民族只分布于一省区并以此为主要居地，其中贵州省为布依族、仡佬族主要居地，云南省为哈尼族、傣族、佤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阿昌族、布朗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基诺族主要居地，海南为黎族主要居地，新疆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主要居地，广西为仫佬族、毛南族、京族主要居地，四川为羌族的主要居地，青海为撒拉族的主要居地，甘肃为保安族、裕固族的主要居地，西藏为门巴、珞巴的主要居地。其他22个民族大都散居于三个省区以上的地区，回族分布的广度仅次于汉族，居各少数民族之首。此外，蒙古族、藏族、苗族、满族等都分布较广。有统计表明，西藏自治区
5、的藏族人口只有我国藏族人口总数的46%，其余藏族人口都散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而宁夏的回族也只占我国回族总人口的1/6，其余回族人口散布在全国95%左右的县市。我国70%左右的县、市都是有2个或2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刘世定、丁元竹主编：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各民族为了谋生的需要，为了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使这种大杂居的格局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更多的汉族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从事工商业活动，而且也有一批少数民族人口从边疆地区流向东部发达省区谋生。据报道：从东北三省朝鲜族传统居住地区进入山海关以南地区从事第
6、二、三产业的朝鲜族人口已达20万（郑信哲研究报告：朝鲜族人口流动及其社会稳定问题研究1998年4月）。据称，目前厦门已经有54个民族成份，白族、彝族工商户在西藏拉萨的第三产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的农村和牧区，随处都能遇到来自于江浙地区的农户和工商业者。总之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来看，非民族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呈上升趋势，1982年与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结果比较，东部发达地区，除广东外，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处于上升趋势。如北京市总人口中少数民族比率从3.49%上升到3.83%，增加了0.34个百分点；天津从2.12%上升到2.31%，上升了0.19个百分
7、点；上海市从0.42%上升到0.47%，江苏从0.18%上升到0.23%，两地都增加了0.05个百分点；浙江从0.42%上升到0.51%，增加了0.09个百分点；河北省从1.61%上升到3.94%，上升了2.33个百分点。当然这只是常住人口比例的变化，如上所述，由于市场经济，增加了人流和物流，在东部发达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此，无论是从静态观察，还是从动态上观察，中国各民族的分布格局都以大杂居小聚居为主要特征。从地理上来说，汉族以分布在中原地区为主，而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分布于边疆地区，全国陆地边境线长2.1万公里，民族地区占1.9万公里，占边境线总长度的90%以上在民族地区，全
8、国陆地边境县的79%是民族自治地方。这些地区地域广大，人口密度小，江苏、山东、河北等省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在450人以上，而甘肃、内蒙、新疆、青海几个省区的人口密度不足50人，西藏仅为1.6人。而且，民族地区物产丰富，可以说是中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2.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新中国建立以前的少数民族人口处在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有的甚至呈负增长的发展趋势。人口的再生产特点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及低成活率。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少数民族人口增量大，增速快。1953年全国第
9、一次人口普查时，中国大陆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0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为3992万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增长了13%，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为5.77%；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时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6643万人，比1964年增长了66.4%，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6.62%。及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31万人，与1953年相比较，少数民族人口在37年时间里增长了158.6%，比全国的94.6%高出64个百分点；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从6.08%上升至8.01%。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少数民
10、族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等18个民族，据1990年人口普查，这些民族合计人口已达8852.31万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93.7%；10-57万人口的有傈僳、佤、畲、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等15个民族，会计人口达451.83万人，占少数民族总数的5.0%；其他22个民族的人口在0.23-8.8万人之间，合计人口为128.17万人，仅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1.3%。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为壮族（1555.58万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为珞巴族（2322人）。少数民族人口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过
11、程中，数量的增长经历了几个高潮，经过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到50年代末，少数民族人口进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期，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大大改变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命运，一些面临人口灭绝的少数民族获得了新生，如新中国建立之初，赫哲族只有300多数人，进入60年代后，人口下降趋势得到扭转，1964年人口普查时已经发展到718人。60年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也较快，而且处在持续高增长状态，这一势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才得到控制。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的特点为增速得到一定的控制，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性别、年龄等构成向良性轨道转变，有的
12、民族在一些重要指标方面已经超过了汉族。（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演进，1993年，海洋出版社，第14页。）据人口学家分析，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由二个部分组成，即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的社会增长，通过汉、蒙古、回、藏、维吾尔等19个民族人口变动状况研究表明，大多数民族人口的自然增加都占人口增加的80%以上，哈尼、哈萨克、回、壮等占到95%，而满、苗、土家等民族的社会增加比例较高，满族的人口增加有一半以上是社会增加引起的，土家族则有45%左右的人口增加是由社会增加引起的。（张天路：中国民族人口演进，1993年，海洋出版社，第21页。）3.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人
13、口文化素质得到了提高。据人口专家用国际指标计算，在全国56个民族中，1990年，成人文盲比率汉族为21.53%，而塔塔尔、朝鲜、俄罗斯、鄂伦春、乌孜别克、赫哲、高山、鄂温克、达斡尔、满、哈萨克、仫佬、毛南、蒙古、京、壮等17个民族则都低于这个比率；反映八十年代中后期消除文盲状况的重要指标是15-19岁年龄组文盲比率，汉族为2.19%，而朝鲜、锡伯、俄罗斯、塔塔尔、满、达斡尔、京等7个民族低于汉族；汉族每百人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1.44，而高山、塔塔尔、乌孜别克、赫哲、朝鲜、锡伯、鄂伦春、鄂温克、裕固、蒙古、满、京、回等14个民族均高于汉族的比率；汉族每百人有小学以上文化比率为70.1，
14、俄罗斯、高山、满、达斡尔、乌孜别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毛南9个民族高于汉族的比率，仫佬族的比率与汉族相同，哈萨克、壮、蒙古已接近汉族的水平；从文化教育综合均值比较，在1990年56个民族中，汉族已落后于朝鲜、俄罗斯、高山、塔塔尔、锡伯、乌孜别克、达斡尔、鄂伦春、满、鄂温克和蒙古12个民族。（张天路：破天荒头一遭?22项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超汉族，载民族团结，1998年第1期。）此外，随着人口高增长给民族地区发展带来压力日益明显，以及对人民生活质量提高认识的加深，民族地区在80年代以来大都实行了计划生育，不过是比汉族地区更宽松些。计划生育政策和措施在民族地区的推广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促进了少数
15、民族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为开创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奠定了基础。二、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地位和比重的变化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以保障少数民族充分实现自治。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民族乡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到1997年，已经有40个人口较多、有相对集中聚居区的少数民族建立了不同行政级别的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有5个，自治州有30个，自治县120个并有1200多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其所具有的管理民族地区事务的行政地位，以及重要的对国家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外，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
16、地位也日益显著。1、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地位民族自治地方在全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极为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体制的建立，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其重要的经济地位将更加明显。民族自治地方丰富的自然资源一直是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民族自治地方大多拥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毛泽东关于“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论断是对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最精辟的论述。自然资源的可使用性决定了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对全国经济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的意义。内蒙、宁夏的煤炭资源，新疆的石油资源和光热资源，云贵的有色金属资源，及
17、西南、西北各民族省区的丰富的水电资源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都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耕地资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现在中国土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民族自治地方，据统计，贵州有3400万亩，云南有12651万亩，西藏有2050万亩，广西有890万亩，甘肃有3146万亩，青海有803万亩，宁夏有1014万亩，新疆有32093万亩，这些民族地区待开发的土地资源占全国总量的55.7%。能矿资源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民族地区的能矿资源十分丰富，仅云南全省水能理论蕴藏量就达10364万千瓦，年发电量9078.66亿千瓦小时，占全国的15.3%，可开发电站总装机容量7116万千瓦，年发电量
18、3944亿千瓦小时，占全国可开发量的20.5%，全省装机1万千瓦以上的213座可开发电站中，大于25万千瓦的大型电站25座，总装机容量为6707.5万千瓦，其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可开发的水电站中有85.0%的装机容量集中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干流上，可建大型和特大型水电站比例高，这些干流基本无较大的河谷盆地，对干流天然落差的利用，基本不受淹没条件的限制，电能效益高，工程量小，广西、宁夏、青海等都有丰富的水能资源。此外，民族地区还有着丰富的待开发的其他能源资源和生物等资源，这些资源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民族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都依赖国家的支持发展经济，未能形成自我积
19、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尽管如此，考虑到其起点低和一系列自然环境因素，其本身经济的不断发展就是对全国经济的重要贡献。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各民族自治地方的综合经济实力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发挥优势，促进发展，不仅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也有所提高。1978年，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为367.7亿元，1985年上升到1208.3亿元，1990年达2272.8亿元，到1997年增长到8412.8亿元，1997年比1978年增长了22.87倍；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由1978年的53亿元，提高到1997年的820亿元，增加了15.47倍。（中国民族统计年鉴，
20、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30页，）1998年，一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已经达到较快的水平，如宁夏为7.6%，内蒙古为9.7%，新疆高达11%，内蒙古、新疆的发展速度超全国平均的8.8%的水平；民族自治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较快，广西、内蒙古、宁夏等民族自治地方基本建设投资增长都高于全国水平；民族自治地方的粮食生产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几年来，一向作为粮食调入区的内蒙古已经成为粮食调出区。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还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直接做出了贡献。民族自治地方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向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农牧土特产品。据统计，仅1980至1988年的九年中，民族自治地
21、方提供肉用羊1.98亿只，肉用牛2165万头，肉猪1.92亿头，羊毛绒115万吨，木材1.57亿立方米，机制纸和纸板464万吨，钢1924万吨，原煤6.8亿吨，原油6781万吨，发电量2978亿度，还提供了大量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等矿产品。大多数能源、原材料和矿产品是按国家计划价提供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4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自治地方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品进入全国大市场，参与流通，促进了内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大大加强了其对内地经济的支持力度，如内蒙古一直是国家粮食的净调入区，从1995年始全区农业得到持续发展，粮食生产提
22、高很快，目前已经成为粮食净调出省区，1997年全区粮食总产量为142.1亿公斤。而新疆，工农业产品的调出量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1997年疏勒河口铁路货物调出量1818.8万吨，同比增长8.2%。其中原油比1996年增长10.8%，占产油总量的41.5%；成品油调出同比增长4.3%，占生产总量的33.7%；棉花调出同比增长21.2%，占产棉总量的86%；钢铁调出同比增长22%；瓜果调出16万吨，增长6%。总体来说，民族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份额中所占比例小，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着很大的差距，当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经过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必将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经济地位将会不断提
23、高，并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2.民族自治地方经济比重的变化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建设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发展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综合经济实力增强，单一的经济结构得到转变。到195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57.9亿元增至1957年的92亿元，增长58.9%，平均每年递增9.7%。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19.7%上升到1957年的32%。195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粮食为376.5亿斤，比1952年增长19%；牲畜总头数9914.2万头，比1952年增长30.3%。铁路通车里程
24、5489公里，比1952年增长44.9%；公路通车里程62700公里，比1952年增长1.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9.7亿元，比1952年增长1.2倍。（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大事记，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总趋势就是不断的发展，尽管发展并不顺利。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低水平的发展，经济增长也是低基数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也取得了新的成就，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达8412.8亿元，是1985年的367.56%，从1986年到199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11.45%；国有单位基本建设投资也大
25、幅增长，从1986年到1997年平均增长了17.81%；1986年到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了14.59。（中国民族统计年鉴，1998年，民族出版社，第332页）改革开放以后，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主要指标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1997年，民族自治地方的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6.1，比1980年增长了0.1个百分点；农业总产值占12.9，比1980年增长了2.4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占4.6，与1980年持平；耕地面积23.3，1980年增长6.6个百分点；粮食总产量占13.7，比1980年增长了3.3个百分点；棉花产量占13.7，比1980年增长了22.1个百分点；油料总
26、产量占11.8，比1980年增长了7个百分点；大牲畜年末头数占33.9，比1980年下降了7.3个百分点；羊年末只数占41.8，比1980年下降了11.5个百分点；猪年末头数占16.4，比1980年增长了5.7个百分点；钢产量占6.2，比1980年增长了1.7个百分点；原煤产量占14.0，比1980年增长了5.2个百分点；原油占12.4，比1980年增长了6.5个百分点；发电量占11.1，比1980年增长了4.7个百分点；木材产量占29.4，比1980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铁路通车里程占29.7，比1980年增长了6.6个百分点；公路线路里程28.9，比1980年增长了4.7个百分点；社会消
27、费品零售总额占7.7，比1980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从以上的统计比较不难看出，民族地区农副产品增长较快，特别是粮棉油的比重增加较快，而大牲畜、羊呈下降趋势，木材产量也呈下降趋势，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内容?公路和铁路建设提高得较快。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单项经济指标上进入了全国的前列。内蒙古的羊毛和羊绒、煤炭、电力、稀土、木材等产量都在全国排在较前的位次，有的甚至是首位；新疆的石油产量已达1625吨，占全国第四位，棉花生活居全国首位，成为全国最大的优质棉生产基地；青海的氯化钾年产18.5万吨，占全国100%；广西、云南、贵州的有色金属工业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族自治地方的产业
28、结构正在调整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趋于合理，国民经济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八五”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1990年的35.3:32.1:36.6变为1995年的31.2:37.8:31，新疆也由原来的农业主导型经济变为二、三产业为主的资源主导型经济，199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8.1:39.3:32.6，广西国民经济结构也明显改善，1995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29.4:39.4:31.2。其他民族地区也随着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李竹青、那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118页）。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八五”期间，各民
29、族地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城镇居民年平均人均生活费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以5个自治区为例，1995年，内蒙古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2587元，比1990年增加1650元，增长1.6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由647.5元增加到1300元，增长1.01倍；新疆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828.4元，比1990年增长1.8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136元，比1990年增长82.5%；广西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289元，比1990年增长近2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446元，比1990年增长1.3倍；宁夏城乡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3026元，比1990年增长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037元，比199
30、0年增长75%；西藏“八五”期间城镇居民平均人均生活费收入2976元，是“七五”时期的1.1倍，农牧民年平均人均纯收入为522元，比“七五”时期增长37.9%。（李竹青、那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2-118页）三、民族共同因素逐渐增多民族共同因素，就是通过民族交往各民族间在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方面形成的一些共同性。民族交往的增加，民族关系的深入发展，是共同因素增多的必要条件。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加是良好的民族关系的基础，也是增进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人口流动等方面的交往规模
31、更大，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多地受到经济规律的调节，因此，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有了更明显的时代特色。认识现阶段民族共同因素增多，也有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现阶段中国民族关系的状况，有利于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1.目前各民族共同因素增多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族关系有了深入的发展，而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多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多建立在对民族关系全新认识基础之上。在新中国民族关系的过程中，曾一度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将民族关系与阶级和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加缺少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经济条件。1980年，中共中央在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经实行了社会主
32、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和白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新时期民族工作文献选编国家民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4页）因此，这个时代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加就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在生活中各个层面共同因素的增加。社会主义初级
33、阶段理论的确立，为充分认识现阶段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多提供了社会理论基础。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充分认识是对民族之间关系做出客观评价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了中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说各民族间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多，说明了民族关系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民族团结拥有了良好的条件。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加，直接源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生活中自然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度刮起民族融合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过于强调共性越来越多，差别越来越少，不加分析地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
34、惯为落后。在未经与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协商的情况下，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进行硬性改革，对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提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实现“十化”，即居住集体化，房屋新式化，睡觉床铺化，吃饭食堂化、碗筷化，衣服改良化、新式化，生活卫生化、环境清洁化、美观化。（注：民族团结的历程，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61页。）这“十化”脱离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传统、经济状况，遭到各少数民族群众的反对。川南有些地方认为少数民族群众穿麻布就是落后，有的地方进一步提出了不许穿民族服装。西昌有的部门明文规定：“回民结婚不许念伊扎尔（喜经）”（注：民族团结的历程，四川民族出版
35、社，1989年第61页。）。实质就是人为地消灭民族特点，是强制实行民族同化的大汉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左”倾冒进，它给新中国的民族团结带来了极大的后患。与此相比，现阶段中国各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多，是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各民族在增加接触、增进了解的条件下，自愿发生的。民族共同因素的逐渐增加，是在确保少数民族平等政治地位，维护民族平等的发展权利基础上发生的。改革开放后，民族区域自治有了极大的发展，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多年以来，全国各级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都已实现由实行自治民族的公民担任。同时，各级领导班子中，民族
36、干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199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少数民族干部3.2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7.5%，其中回族干部占16.3%。省级、地厅级、县处级、科级以上干部队伍中，回族干部比例分别为39.4%、21.7%、18.3%、13.6%。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干部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2.92%，全区6个地、市和74个县的正职均由藏族干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区一级领导干部28名，其中17名是少数民族，占领导成员总数的60.3%。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关工作，直接参与民族地区事务的管理，少数民族充分享有社会主义民主，大大减少了民族间的隔阂。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发
37、展权利、文化发展权利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往，从而使各民族间共同因素逐渐增加，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人流和物流，也大大增加了各民族群众间的交往的发展，使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得到加强，为民族共同因素的增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如维吾尔族在改革开放以前，除了与新疆及其相邻的省区的各民族有一定的交往外，其他地区的各民族很难直接与维吾尔族交往，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广播、电影等，听到其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维吾尔族工商业者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南到广州、海口、深圳、潮州、上海，北到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
38、们带着本民族的热情奔放，带着本民族的精明能干，寻找着商机，也增强了与所接触的各民族间的了解和合作。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而非人为的结果。2.民族共同因素增多的意义和作用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在民族关系良好的基础上，民族共同因素增多会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的共同因素有着良好的历史传统，也有着良好的历史基础。也就是说当前民族共同因素的增长，是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这种历史积累为今天的民族共同因素增长提高了一个必要的条件。而且，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长在中国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是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的重要阶段
39、。因此，在政治生活中，各民族有着相同的根本利益?将中国建成一个具有更强综合国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共同的利益条件下，各民族人民会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而努力。在经济生活领域，各民族的经济利益与国家整体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大力发展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推动民族地区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各族群众，也关系到全国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也是不能完全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地区的经济长期落后，发达地区就会受到资源和市场的制约而缺乏发展后劲。因此，各民族不仅要发挥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还要促进共同的合作与开发。
40、齐心协力促进科技进步，共同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表现的就更加充分，更加明显，这是各民族追求现代化生活的直接成果。城镇的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居住方面，各民族趋同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代电器的发展，促使各民族群众不仅共同接受了一些现代的理念，而且提高了生活的质量；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促成了各民族群众不一定通过直接交往就可以相互了解，一些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在各民族群众中都可以迅速传播，比如各民族群众中市场经济观念都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在服饰上，如同汉族的中山装被各种式茄克衫所替代一样，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内蒙古草原上，你经常可以看到穿西装的小伙子，也经常可以见到穿十分现代化女装的姑娘；在西藏，姑娘们仍然穿传统的藏族服装，同时现代时装也深深地吸引着爱美的姑娘们。至于在进行市场经营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和汉族学习少数民族语也是常见的现象，在内蒙古地区，有些汉族的蒙古语文的水平比一些生长在城镇中的蒙古族的还高。这些共同因素的增长，十分有利于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也有利于各民族群众的深入交往，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资料来源：满族研究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