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色记忆（左殿明收集整理）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组织开展好纪念建党 85周年活动，对于增强共产党员先锋模范意识，激发工作热情，巩固和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永吉县教育局党委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暨优秀党务工作者、党员表彰大会上，吉林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永俊同志给全体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上了一堂观点鲜明、史事明确的生动党课，虽然时间已过去两个多月，但作为当时的亲自聆听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经过与几个与会同志的回忆和整理，经与刘永俊同志电话沟通核对，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的历史，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就是“八七
2、六五四三二一”。即：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可分为“八”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取得了“七”条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出现过“六”次重大失误。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制定了“五”个时期总路线。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生成过“四”次思想大解放。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培育成“三”项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发生了“二”次震撼世界的大巨变。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本人的提炼概括不一定准确，更加之学识浅薄，所查历史事实和掌握历史资料有限，难免有不合乎事实之处，但作为学习中国共产党85周年的光荣历史的体会奉献给大家，深感荣幸，同时希望广大
3、读者批评指正。谢谢。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可分为“八”个历史时期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1.71927.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激起中国人民强烈
4、义愤。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初，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内革命
5、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接着，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6、，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湖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两次东征陈炯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第一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了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
7、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了。（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
8、党反动派的屠杀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日本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取得了日军驻留上海的权利。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
9、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和“华北五省自治”，使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由此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
10、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开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很大胜利。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叛国投敌；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抗战逐渐消极，制造
11、反共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无情的揭露。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月，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10）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
12、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内战。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在谈判期间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
13、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五、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49、101956、9）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
14、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建国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
15、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六、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时期（1956、91966、5）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
16、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
17、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指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
18、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
19、，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1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
2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21、”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0年冬，中
22、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
23、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
24、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
25、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
26、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七、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51976、9）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
27、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
28、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
29、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第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
30、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第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
31、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第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
32、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首先，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
33、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
34、、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其次，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
35、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再次，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
36、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
37、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
38、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经常注意要克服中共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
39、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
40、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
41、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42、。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来
43、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1976、10现在）粉碎“四人帮”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设上台用的标准像，炮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并在上海突击下发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叛乱。10月4日，他们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 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准备着手夺权。在这危急
44、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但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却迫不及待地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在此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报告，企图切断中央政治局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设上台用的标准像，炮
45、制就职演说，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书”，并在上海突击下发武器弹药，准备武装叛乱。10月4日，他们发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 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准备着手夺权。在这危急时刻，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于10月6日果断地逮捕了江青、张春桥、姚为元、王洪文。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改革开放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
46、义的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全会增选陈云为
47、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它在拨乱反正，提出改革任务，推动农村改革方面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
48、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80年代中期，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
49、，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窗口。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和开放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概括术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胜利召开为重要标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50、、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
51、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52、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
53、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
54、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回顾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实践，从发展道
55、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
56、财富。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二十
57、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93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江泽民为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事
58、委员会主席，乔石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取得了“七”条宝贵经验一是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确定党的建设奋斗目标；二是必须时刻高举理论旗帜；三是必须时刻围绕党的基本任务，加强党的建设；四是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五是必须培养高素质的党的干部队伍；六是必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七是必须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出现过“六”次重大失误。一、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
59、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
60、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但在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
61、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1927年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共产国际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呢？据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一文透露，1927年整个3月份，苏联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
62、意志”。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炎黄春秋
63、2004年第1期）二、年月年月期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的事业产生重大危害。从年月年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年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这次会议，没能在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它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王明等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他们认为，
64、立三路线是在“左”的词句下掩盖着右的实质，宣称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年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他们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们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
65、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他们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他们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上述错误主张指导下，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片混乱，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受到严重损失。至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都已破坏殆尽。在中央苏区，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放弃积极防御的方针，反
66、对“诱敌深入”，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去攻打敌人的坚固阵地。失败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受到了极大损失，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年月，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67、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三、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产生新的贵族阶层，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宣布第二年要搞整风运动。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运动正式开始。整风运动通过报刊文章和座谈会形式，对党政所犯错误进行了批评。5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邀请中
68、小学教师座谈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发言摘要于10日见报。毛泽东读后在该报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16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的批评的指示中指出：整风“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事实证明，党进行这次整风是必要的。采取开门整风，“内外夹攻”的方法也是诚恳的，有效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难以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整风运动迅速逆转。极少数资
69、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发动了猖狂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他们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共产党下台”。他们还把矛头直指党中央和毛泽东，说官僚主义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现在“形势非常严重”，“已经天下大乱了，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等等。这种情况，是党在决定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高度警惕，
70、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变化。从5月中旬到6月初，毛泽东多次写文章，作指示，指出“事情正在起变化”，要求还要让右派分子“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以“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同时开始部署反击。6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正式开始，并陆续在全国展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也就变成了以对敌斗争为主的反右。我认为，反右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化。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对右派分子“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
71、果”。在当时被划成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正的右派分子外，99%都是错划的。反右之所以造成严重扩大化，原因之一是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右派分子的进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普遍的，全国性的，而当时却把它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这样，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第一，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就带有相当大的主观随意性。6月29日，毛泽东估计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分子为4千人，但只过了10天，新的估计就翻了一番。到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6万
72、2千多人。会上估计全国有右派15万人，而到运动结束，共划55万人，又多出40万人。反右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而且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第二，下达划分右派的标准晚了。直到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0月15日下发，而此时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斗争已基本结束了。该标准中有一条：只要是“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情况下，却很难做到。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
73、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第三，不正确地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了一起。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整风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在延安做过，它不跟肃反联系起来，就没有什么可怕。”但后来，这次整风运动，却又和“肃反”（反右）联系起来了。反右开始后，就不止一次提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由于把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捆在一起来搞，斗争的锋芒很自然地就对准了党内和党外的“右派”，这也是造成反右派扩大化的重要原因。195
74、9年8月24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为了起到教育作用，对于右派分子，“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也不要紧，再给他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于是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共摘掉30多万“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后又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改正，几乎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资料来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四、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大跃进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常德地区全面开展“大跃进”群众运动。年底，地委制定1959年农业大跃进方案，提
75、出跃进指标。随后，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亲自抓农业“大跃进”，号召各级干部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一时间，“苦战三年，造福万代”、“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流行农村。随之，在早稻生产中发现“千里马”，亩产过千斤、万斤的“卫星”纷纷上天。之后，在全地区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强行推行高指标，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愈演愈烈；人民公社化 1958年8月2931日，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全区人民公社化运动。会后，由地委一名副书记带队在常德县河袱乡进行创办人民公社试点，于9月8日建立全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常德县红旗人民公社。9月2025日，地委召开人民公社
76、化试点工作会议，全面铺开人民公社化运动。10月底，全地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共建人民公社117个，人社农户945，000户，占全区总数的999，最大的公社人口达10万余人。11月，农村普遍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付钱的伙食供给制。有的公社还组织社员集体住宿，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和生产战斗化。“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60年10月，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共产风、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错误。1961年3月，解散公共食堂，恢复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
77、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1983年5月，进行建乡试点，改变“政社合一”体制。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恢复乡建制。五、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详细内容请参看本文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可分为“八”个历史时期之七“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六、华国锋提出的洋跃进华国锋是毛泽东在世时钦定的继承人。他继承了两份政治遗产，一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一份是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作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他必须珍惜和维护毛泽东传给他的遗产。要取得务实派的支持，他必须珍惜和维护周恩来传给他的遗产
78、。把“四个现代化”变成现实，则可以显示他的治国才干。他需要显著政绩。华国锋在湖南政绩平平，以往经历没有显示出治国才干。1l年的文化大革命使经济停滞不前。华国锋决心在经济上大干一番。但是，他还是沿用毛泽东搞经济建设的思路。不顾客观条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片面追求高速度。这也是两个凡是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当时，国务院的报告和报刊上不断鼓吹:“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 这一次大跃进有那些目标呢? 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建国后奋斗了20年，到1977年，农业机械作业率还不到10。华国锋要在3年之内，使机械作业率达到70!1985年，石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197
79、8年石油产量只有104亿吨，在没有地质勘探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建设十个大庆的口号。”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1978年实际产量只有3178万吨。工业方面，新建成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型油气田，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型化纤厂，10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O个大型化肥厂，6条铁路干线和若干个大型港口按照规划，197885年，8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总和。所需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1978年签定22个大型项目引进合同。所需外汇，远远超过当时的承受能力。所以人们称这次大跃进为“洋跃进”。在十几年以后看来，洋跃
80、进中的多数项目已经成了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企业，如宝钢、贵州铝厂、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吉林化学公司等。当年引进的那些化肥厂，正在农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化肥厂，今天的化肥供应一定会更加紧张。但是，不切实的高指标带来严重后果。大港油田，1975年原油产量468万吨，1979年下降到290万吨，4年平均每年下降295。为达到高指标，采取杀鸡取卵的开采方针，地层遭到破坏。石油产量暂时提高，但地下能量释放太快，地下资源遭到破坏。当时大港油田工程技术人员愤怒地说:“这是掠夺性开采!” 由于急于求成，洋跃进中不少引进项目决策草率，建设中又不按基建程序办事，造成相当大的浪费。 “洋跃进”在宏观上的后果是
81、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建规模超过了国力，国际贸易连年逆差。不得不从1979年开始进行连续3年的经济调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评论华国锋“洋跃进”：“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火炬，反而模仿毛的狂想。他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反而把中国引向另一场灾难。”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次洋跃进的责任不全在华国锋。当时经济上这些决定是由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华国锋虽然是第一把手，但他羽翼末丰，需要元老扶持。他不可能专断。如果中央有强烈反对意见，洋跃进是跃不起来的。但不同意见的记载，仅有一次在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前，李先念对规划的意见“要研究清楚以后再说”。为什么在中央没有强烈的反对意见?第一，经过文化大革命10年的停顿
82、，全国上下，都希望经济发展快一些。“憋足了劲，希望甩开膀子大干”这是当时的民心。第二，追求高速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从毛泽东开始，到华国锋之后若干年。在华国锋之后也出现了多次因高速度而带来的比例失调。但是，从组织原则上，洋跃进的责任，还是在华国锋的身上。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第四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出台了“五”个时期总路线。一、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总路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83、。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的同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党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制定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
84、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其实质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解决所有制问题，扩大国有制，新建、改建、扩建国营企业；将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两种私人所有制，经过公私合营，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企业，以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其中，“一化”，即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
85、，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化”与“改”之间，这一“改”与那一“改”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化”和“改”，都规定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且规定必须逐步进行和逐步实现。这是考虑到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改造亿万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即年时间，加上三年恢复时期，共年。这是较为稳重的估计。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实际执行时，在具体步骤和方法上，同原先所设想的先进行年或年的新民主主义建
86、设，然后进一步实行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变化，而预计要用的时间仍大体相同。三、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人们把它称为“八大路线”。这一路线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未能坚持下去。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它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状况的良好愿望，但它所引发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违背了客观规律，造成了严重失误。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
87、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
88、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种“左”的错误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得到全面、坚决的纠正。四、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到1969年九大经过完整表述，“以阶级斗争为纲”被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路线理论上是错误论断，实践上也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过程表明，尽管中国共产党
89、在不断探索，但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五、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经济战线要进行全面的重大改革，同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初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此后，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否定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又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90、，确定了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总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已经初步形成了后来被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思想，只是对这些基本思想的立论根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作进一步的论证，对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还要根据国情作出更符合实际的确定。这同样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邓小平在1982年十二大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后，结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步构想。1984年期间，邓小平在多次讲
91、话中指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中国落后的状态下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始终把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防止两极分化，要坚持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这时，邓小平对党在现阶段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的动力、所需要的条件和保证，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等，都有了明确的思想，它们构成了制定党的政治路线或基本路线的基本要素。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思路，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92、，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进一步把这条“路子”上升到“基本路线”的高度，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1997年党的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立论根据，正式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93、，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它包含了以下内容：第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它是基本路线最主要的内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回答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坚持改革开放”，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和外部条件，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答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政治保证，体现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本质要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统一，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体现了最终
94、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第二，“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它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全面的现代化，富强即经济现代化，民主即政治现代化，文明即文化现代化。如果把广义的文明理解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方面，理解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状况的标志，那么富强、民主、文明的目标就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三，“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它指明了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即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第四，“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它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方针。把这一方针包含在基本路线中，不仅是改变我国不发达现状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奋斗精神的体现。
95、相关联结：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并由邓小平概括和提出的。第一，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这些历史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
96、走不通。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最基本的结论是：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二，四项基本原则是对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明确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目标，以后提出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和工农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并逐步形成了系统的联合政府的构想，1948年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
97、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人民的民主专政”。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提出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是非的六条标准，其中包括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并且认为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第三，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而确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复杂的背景。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一方面，党内极少数深受林彪、“四人帮”
98、极左思潮毒害的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号召，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一些人还成立非法组织；出版非法刊物，甚至煽动一些青年冲击党政机关，有的人还同台湾反共当局及国内外敌对势力勾结。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加大对我国实施渗透、颠覆、和平演变的图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把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我党历来所坚持、今后也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四项基本原则又被写进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
99、法的形式确定下来。2、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第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需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保证。邓小平强调，中国目前的问题，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没有稳定的环境，无论改革开放还是现代化建设，都不可能正常进行，即使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可能会丧失掉。而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社会主义道路是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手段，党的领导是核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灵魂，它们如同四根擎天大柱或四块政治基石，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首先，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发展又十分不平衡，如果不走社会
100、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很简单，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情特殊的国家，如果搞资本主义，就可能会有少数地区、少数人富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但大量的人就可能仍然会处于贫困状态，甚至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一旦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民族矛盾、地区矛盾，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中国就很可能会出乱子，甚至还会打内战。如果出现这种局面，必将动摇整个社会团结稳定的政治基础。因此，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根本保障。其次，在国际国内一定范围内还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抵御外来颠覆和渗透，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打击犯罪，惩治腐败，预估和制止动乱，维护
101、社会治安和政治稳定，都不能理有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 因此，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安全和人民安居的有效保障。再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利益矛盾和思想问题，要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有序进行，要有一个凝聚力量。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坚持共产党的领
102、导，是有序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组织保障。最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能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的指导，否则就会犯各种“左”的或右的错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蔓延、泛滥，甚至会酿成政治动乱，或者出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政治曲折。邓小平警告过，“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 。因此，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排除一切混乱因素的思想保障。第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保证。邓小平如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
103、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在价值目标上，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需要靠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首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富裕，还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殷切期望：“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
104、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我国人民形成共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从而保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发展。总之，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现实正在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未来必将证明，中华民族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道路上，会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加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
105、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学说，并且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由于历史条件，马克思没有具体回答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列宁曾经讲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但矛盾继续存在着。斯大林在苏联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曾一度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是完全适应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一致”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他在理论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在实践中则严重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
106、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 但是毛泽东对于这个动力的具体实践形态的认识，却陷入了失误：一是片面地强调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推动公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三纯”；二是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不断地搞“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未能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107、的学说，指出必须通过改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并且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 ，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相对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次革命而言，改革之所以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因为：第一，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性质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建国初期我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
108、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它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对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这一体制封闭性和僵化性的弊端日益显现，它压抑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正如邓小平曾尖锐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济发展缓慢，主要是体制僵化，要发展生产力，光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出路在于改革。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
109、，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第二，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过深刻的分析：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过去之所以没有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方面仅仅归结为新制度建立之初存在的不完善环节，或者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以及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
110、。而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自己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某种条件下它的某些环节、实现形式、具体制度和方法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于是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第三，改革同革命一样，其特点都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首先，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而改革同样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作修修补补。其次，革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改革也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再次，革命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
111、改革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 。江泽民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思想。他深刻分析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强调从中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他指出，改革的作用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还要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2、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面把握“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
112、接动力”的思想，还必须认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同“第一次革命”有着重大的区别：第一，两次革命的条件不同。“第一次革命”是人民大众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条件下，在社会基本矛盾激化到极点的情况下发生的；而“第二次革命”是在“第一次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在人民大众成为国家主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进行的。第二，两次革命的内容和对象不同。“第一次革命”是要根本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则是资产阶级；而“第二次革命”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旧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的
113、革命，是政策的重新选择。第三， 两次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不同。“第一次革命”是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主要运用暴力手段；而“第二次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地、有步骤地进行，既要依靠群众，但又不搞“群众运动”。总之，我们的改革要达到的“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 。正因为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统一，因此对于改革的实践步骤，邓小平历来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走自己的路；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江泽民也一直指出，改革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既要有紧迫感，又要做持久的努
114、力；既要坚定方向，又要有秩序有步骤进行；要区别不同情况，分清轻重缓急。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邓小平在强调改革的动力作用时，总是把改革与开放联系在一起，阐述两者的辩证关系。：“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 因此，他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1、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客观依据第一，这是深刻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结果。邓小平经常告诫人们，在对外开放问题上，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前者是指近代以来中国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落伍了，从而遭受了列
115、强宰割的百年屈辱。后者是指建国以后由于客观上国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实行封锁，主观上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开始出现了“左”的偏差，使中国同世界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从而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第二，这是敏锐把握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结果。邓小平经常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而使生产、
116、经营和消费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这一趋势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三，这是清醒判断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的结果。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认识到，中国十分缺乏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以吸收和利用国外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引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对外开放在实践上逐步成功，促使邓小平思考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将它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进程，而不仅仅作为权宜之计，他指出：“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么到了后五
117、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2、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统邓小平在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同时，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第一，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方针，赋予“独立自主”以新的时代内涵。我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但是，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搞经济建设不能只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把对外开放等同于革命战争时期的“争取外援”。邓小平强调，今天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
118、照中国的情况、由中国人自己决定来办，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这些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内涵。第二，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的现代文明成果，做到为我所用，增强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邓小平强调：“必须银据邮收细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现方法
119、。” 江泽民也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过去长时期来，我们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往往只看到或更多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同它对立和斗争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社会主义同它还有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它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对外开放使我们学到国外先进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创新，使学来的东西为我所用，最终能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第三，正确看待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并注意防范风险。由于迄今为止的世界市场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我
120、们实行对外开放，把自己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毕竟存在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和思想上的。我们应该承认风险甚至消极影响的存在，但是，也应该看到，比起开放带来的积极效果，开放的毕竟要小得多，不开放风险更大。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决抵制各种腐朽的东西和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就能保证对外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比重将始终占优势。”江泽民也指出：“准备了两手，掌握了两点论，我们的学习和借鉴工作就会广泛正确地开展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 3、实施“引进
121、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进入20世纪90年代，根据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新情况，江泽民强调要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世界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是要奋力地去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国家间综合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
12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也是严峻的考验，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面临的经济风险也会显著增加。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总的说机遇大于挑战。工作做得好，应对得当，弊可以化为利，挑战可供化为机遇；工作做得不好，即使
123、有机遇也可能因抓不住而丧失掉。为了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江泽国还提出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方针、他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既有向外国开放我们的市场，同时又要开拓国际市场，只进不出和只出不进，都不是完全的看法。我们在“引进来”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加入世贸组织，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然选择，是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
124、大的意义。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对以江泽一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政治交代”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以后他多次强调，不坚持基本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谁要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基本路线要管百年，动摇不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宝贵的经验总结，是邓小平理论最集中的体现，因此，江泽民在正式选举他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郑重地表态：“这次中央领导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
125、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贯彻，一以贯之。”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并坚持不动摇，需要做到：1、准确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辩证关系第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一个中心”不能变成“两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能变成“一个基本点”。经济建设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点”的统一，要排除来自右和“左”两方面的干扰。右的倾向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
126、“左”的倾向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因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第二，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常用“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扭住不放”、“
127、顽固一点”等成语和俗语，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他还反复告诫我们，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必须贯彻始终地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第三，在实践中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 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二十多年的实践，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不断深化了。江泽民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作了新的阐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全党同志要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充满信心地为这个伟大事业而不懈奋斗”；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128、切实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与稳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在实践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发展才是硬道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1994年初，江泽民根据邓小平这些涉及全局的战论性思想，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确定为全党工作的大局。其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指出：“
129、改革、发展、稳定，好比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的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进号，每一着棋都下好了，相互促进，就会全局皆活；如果有一着棋下不好，其他两者也会陷入困境，就可能全局受挫。”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第一，改革、发展、稳定是相互促进的。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没有改革，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前进；没有发展，我们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也就不可能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没有稳定，改革和发展都无从进行。第二，改革、发展、稳定又是相互制约的。因此，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应该把握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
130、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从战略上考虑，我们始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为动力，把发展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自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始终把维护群众切实利益作为出发点，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稳定。从战术上考虑，我们又必须安排好改革和发展的举措，精心处理稳定同改革、发展的关系，着眼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排除不安定因素，切实做好维护稳定的工作。”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生成过“四”次思想大解放。一、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
131、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注意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二、1978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由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撰写的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有此而引发的理论界的大讨论（这一命题在当年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此部分可参看“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可分为八个历史时期”之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相关内容。四、1997年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97年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
132、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报告着重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报告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还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
133、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会议还通过了中纪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培育成“三”项重大理论成果。一、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
134、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二、邓小平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
135、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136、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使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发生震惊世界的“二”大巨变。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经过28年艰苦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拨乱反正，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得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