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憎恨绿原作者简介绿原，原名刘仁甫。又名刘半九。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生平著作诗集：童心、又是一个起点、集合、人之诗、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文集:绕指集、非花非雾集、绿原说诗、苜蓿与葡萄、再谈幽默、寻芳草集、半九别集等。主要译作：浮士德、里尔克诗选、请向内心走去、拆散的笔记簿、日安课本、德国的浪漫派、现代美学析疑、叔本华散文选、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莎士比亚新剧爱德华三世两个贵亲戚等。本诗写于1941年 作者年仅19岁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
2、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前半阕虽着重写景，却处处景中寓情。“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既是四周枫林如火的写照，又寄寓着诗人火热的革命情怀。红色象征革命，象征烈火，象征光明，“万山红遍”正是作者“星火燎原”思想的形象化表现，是对革命与祖国前途的乐观主义的憧憬。“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则是作者对自由解放的向往与追求。“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叹，则由写景直接转入抒怀，自然带出下半阕的抒情乐章。下半阕虽着重抒情，但也不乏情中含景之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峥嵘形容岁
3、月，新颖，形象，将无形的不平凡的岁月，化为一座座有形的峥嵘的山峰，给人以巍峨奇丽的崇高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也是一幅奋勇进击、劈波斩浪的宏伟画面。可以说，沁园春长沙的崇高美，是以情为经线，景为纬线，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使我们得到欣赏壮丽秋景的艺术享受，也使我沁园春长沙们从诗人昂扬炽烈的革命情怀中，汲取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力量。读 绿原 憎恨 感受两首诗歌的不同憎恨不问红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著繁星开了不问月光是怎样敲著我的窗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好久好久这日子没有诗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
4、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整体感知绿原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苦难抗争，要解读绿原就应当从诗人对苦难世界的应对和他对诗歌美始终不倦的追求入手。憎恨写于1941年，后收集在桂林希望社出版的诗集童话中。童话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收入他在1940年至1941年春的诗作惊蛰憎恨忧郁小时候神话的夜啊等20首，童话可以视为绿原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诗风比较柔和而清纯，多少有点儿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的色彩，其中也有一些诗“童话的气氛很浓，也渗着一些忧郁的抒情情调”。但是诗人又是在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中亲近诗神的，这就注定了他“童话”之梦的转瞬即逝。即使他用灵动之笔去亲近春天的风和流水，去描绘
5、“神话的夜”，也有时代的“忧郁”袭来，也有压抑不住的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憎恨”。这首诗和“七月诗派”的多数作品一样，也是发愤之作，但它含有内省的色彩，掩卷深思，感到它在发愤中又不乏凝重而有一层歌德式的庄严和静穆。绚丽的梦境与寒冷的色调并存，新鲜活泼的意象与时代的忧郁同在，成为绿原此诗的一个显著特点。这首诗展露了诗人与众不同的音色，呈现出诗人独有的语言特点，在诗歌的末尾诗人还表露心中战斗的理想：“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至此，诗人展现了战士的风采，其在文坛上的形象诗人本色、战士性格和哲人风度在这首诗中已有所表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苦难人生短兵相接的战斗，并没有磨损绿原诗的直觉，更没有中
6、辍他对诗歌理性的思索。这可以从诗歌的开头部分感受到：“不问鲜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着繁星开了，/不问月光是怎样敲着我的窗，/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在一连三个“不问”之后，诗人用三行简短有力的句子进一步表明不满：“好久好久，/这日子/没有诗。”长短交织，为全诗奠定一个冷峻而开放的姿态。诗人不管是在诗的语言的锤炼、诗的形式的构建上，还是在意象的捕捉、意境的营造上，皆灵活多变，流露出一种大气。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七月诗派崛起于抗战烽火之中，跨越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是这一时期坚持时间最长、影响广大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一方面自觉继
7、承郭沫若、蒋光慈、殷夫和中国诗歌会的革命诗歌传统，同时又有意反拨新月派、现代派的诗风。七月诗派是以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坚持自由诗写作而独树一帜、发生影响的。亦门（阿垅）的纤夫从虚实相生的角度，提炼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与抗争精神，血泊中的中华民族犹如纤夫牵引古旧的大船，逆风冒雪，寸寸前行：“强进！这前进的路，同志们！并不是一里一里的也不是一步一步的而只是一寸一寸的”，纵有万般艰难，也要犯险而进。诗人从“纤夫们”身上领悟了“创造的劳动力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纤夫那“艰辛的”、“坚定的”、“沉默的”前行脚步恰成中国人民在逆境奋起的象征。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写一位屡建奇功的游击队长死于敌人的诱杀，战友们
8、千万声深情呼唤：“队长！呵，回来”，沉痛地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将士的英勇和牺牲的壮烈。七月诗派在诗体形式上是自由体坚定而成功的实践者，他们钟情于诗的无拘无束；在语言运用上，他们偏爱口语的鲜活、质朴、明朗、丰富，追求诗歌语言的散文美；在美学风格上，他们崇尚“力之美”，一展阳刚之气，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最富英雄气概、理想精神、浪漫色彩和力量之美的现实主义流派。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自由，向我们来了-田间悲哀的种族，我们必需战争呵!九月的窗外，亚细亚的田野上，自由呵 从血的那边，从兄弟尸骸的那边，向我们来了，像暴风雨，像
9、海燕。不问红花是怎样请红雀欢呼著繁星开了不问月光是怎样敲著我的窗不问风和野火是怎样向远夜唱起歌诗作开头一连用了三个“不问”，看似语气决绝，实则是环境所迫，是诗人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一小节透露出诗人心中的愤懑。好久好久这日子没有诗最简洁的揭示了当时无法作诗的黑暗现实。这两节诗阔狭顿异，长短交织，一下子从生动的有声有色的描写转入简短的直截了当的叙述，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张力，为全诗定下了一个冷峻的基调。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刚说“没有诗”，接着却来了一个转折，说“不是没有诗”，而是诗人 受到了压迫，作品受到了破坏。这一节用了虚写的象征手法，它既生动形象又高度概括。起到
10、了承上启下，映照前后的作用。既然诗人的“竖琴”被“敲碎”，一切美好的事物被破坏“红雀”之类早已不知被赶到哪里去了，那当然只有绝望之后的抗争，回过身来向着反动势力进击了。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我们看到的是诗人喷出的一串愤怒的火焰，射出了一串锐利的子弹，而在燃烧和射击的同时，诗人又特意用了四个“愈”字，揭示了流血愈多也就憎恨愈深、反抗愈烈的生活的辩证法。这就为全诗“憎恨”的题旨增加了明显的亮色，把诗篇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而最后一段正是为全诗做的总结，表现出诗人崇高的战斗理想。问题探究诗人“憎恨”什么?
11、该诗写于1941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山河破碎，民生艰苦。全诗最具有“憎恨”色彩的诗句当属：“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诗人痛恨这些有攻击性的、残忍的“蝗虫”，这也暗示着对侵略者的憎恨，对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的憎恨，憎恨这一切破坏了人们平静安宁的生活，憎恨战争的烽烟正焚毁那一个个如梦般的“童话”，使诗人无心写诗。“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有何含义？这一句展示出诗人的诗人本色、战士性格和哲人风度合而为一的形象。对于当时的他来说，他已深深意识到反抗、斗争已经成了第一义压倒一切的任务了。这句诗传达出诗人强烈理性思辨的色彩，使诗歌呈现出哲理化倾向。语言品味 一、诗人能将平凡的语言组织成诗
12、的语言，造成一种情绪和意味。如: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诗人将“群花”“红雀”“繁星”“月光”“野火”“风”融合在一起，使读者顿生愉悦欢快之感；当面对现实的残酷与严峻时，诗人不是急于喊出自己的绝望无助，而是通过美好事物惨遭蹂躏这一现象给人视觉与感觉上的冲击，如“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到了该表达愤怒的时候，诗人化用“蝗虫”“十字架”“血”等意象，从形、声、色上表达憎恨的强度与力度。二、副词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在憎恨中交叉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不问”“没有”“不是”“是”“愈不”“愈”“要”等造成一正一反，层层递进的表达效果。诗人的情感也在多层次多侧面的展开过程中
13、得到升华和强化。诗人自述（绿原）谈到诗和我的不解缘，少不得提一下我的生活史的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我从20岁到30岁，生活在民族存亡、封建统治和白色恐怖之下；童话结束了暗淡童年的梦幻之旅，我的诗开始体现一个流浪青年对于受苦受难的平民的靠拢和归化，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反抗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道世界的武器。面对一个严峻的时代，我和同代诗人们只能服从民族和人民的律令。要我们当年抛弃粗犷的诗句，沉醉于当今时尚所鼓舞的个人化、精致化，那是简直不可想象的。第二阶段即50至60年代，我从30岁到40岁，被认为坚持“异己的、危险的艺术价值观”，处于被误解、歧视、隔离、孤立的状态；我的时间和精力
14、几乎全部用于应对批判、斗争、审讯、勒令等压力，这时诗被挤压得销声匿迹，偶尔在风云雷电的间隙里露一下脸，只能留下几行几段呻吟、叹息式的残篇。第三阶段即60年代到80年代初，其间包括不堪言说的“文革”十年，我被解除隔离，长年从事体力劳动；待环境略见宽松，诗又悄悄回到身边，便利用余暇，写了篇数不多的一些分行体生活素描，后来被几位青年学者纳入他们所谓的“潜在写作”。第四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随着拨乱反正的战略部署，我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方式，重新获得写作和发表的权利；同样利用余暇，写了几本诗，除少数几篇，大都难以令自己满意。而今我已年逾八旬，“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在自然迫令定格之前，还想认真思考一下，诗对我究竟是什么，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正如一首少作所说，“我和诗从来没有共过安乐，我和它却长久共着患难”。那么，似乎可以这样说：诗对我从不是空洞的形式，不是僵硬的格律，不是有待满足的嗜好，不是取乐或牟利的工具；它随时随地对我只是一种自我监督、自我检验、自我鞭策、自我救护、自我突破、自我生成而已。（节选自答诗刊问，寻芳草集绿原散文随笔选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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