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郑和下西洋专题（一）：朱棣开“海禁”？-央视播放的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禁政策探讨央视正在播放的郑和下西洋的有关介绍说，“大明洪武年间，少年马和从云南被征入宫为太监，分到燕王府当随从。燕王朱棣胸有大志，在守边岁月中经受了磨炼，尤其结识高僧姚广孝后，更是开阔了胸襟。他与父皇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越来越不合拍登基之初，他赐马和姓郑，随之，悄然改变朱元璋的禁海国策，任命35岁的郑和为统率大明宝船队下西洋的钦差总兵官。”w.w.w.k.s.5.u.c.o.m这段介绍，与我所了解的朱棣的海外政策大为不同。我此前了解到的是，明朝政府至始至终都是实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的，虽然有时松动一些，但是朱棣时期恰恰是最严厉的时期
2、。哪里跑出来了一个与朱元璋唱反调搞对外开放的朱棣？电视剧迎合今天的形势，为朱棣涂抹口红也太离谱了吧？李洁非著作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对于有人认为朱棣让郑和下西洋是开放海禁的辩驳有四条，分别是：郑和下西洋非关“航海探险”；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故郑和下西洋断无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转贴的是第三辩：郑和下西洋断无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w.w.w.k.s.5.u.c.o.m随后应搞清楚，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一种开放姿态，是否代表永乐时代并不闭
3、关锁国？在目前中学的历史课教学里，讲到郑和下西洋，就常常拿来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相对照，似乎前者体现了一种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意识。例如采用相当普遍的北师大版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下册第23课，标题即闪烁其词地写成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其中还说：“清朝的闭关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言下之意，闭关锁国乃是清朝以后的情形。暂且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含义如何，仅就该教科书所提供给学生的闭关锁国乃清朝以后的情形这一认识，已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中国文化的锁国心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绝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当复杂，跟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
4、会伦理、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关系；若极而言之，庶几可认为华夷论的历史有多久，锁国意识便有多久。纵观历代，唯一真正扬弃锁国意识的，仅唐代而已。不过这种意识所造成的问题与困难，明代以前都不很明显，也不很迫切，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主要的矛盾。随着中古世纪接近终结，世界明显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融合的脚步，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冲突，此后，由来已久的锁国意识渐渐成为中国的沉重精神负担和最突出的问题，而在清代中期后演变成危机。此一过程，即从明代开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除传统的先进农业文明与原始游牧文明的冲突外，又加入一个新的因素，并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对外商贸而引发的
5、冲突。其最引人注目者，当为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倭祸”却是典型的明代危机。此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本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到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乃颁行“海禁”政策，日本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与北面建州(女真)问题并为明代的两大心腹之患。 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
6、由明代首创，”w.w.w.k.s.5.u.c.o.m而清代袭之。前代未见，似不宜顺势理解为过去国门就大开，还不如理解为过去这问题不那么迫切。明清两代面临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邻近的日本，已处在骚动之中。遥远而尚基本不为中国所知的欧洲也告别了黯昧的中世纪，正在发生巨变，逐渐将触角伸向东方；及至晚明，传教士开始登陆中国中西方互动这一现代主要矛盾，正萌发于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迟不早，偏随明代而生，并非偶然，亦不可尽诿之于明太祖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w.w.w.k.s.5.u.c.o.m朱元璋不过是在新形势下，顺从了中国惯有的思维方式，做出的他自然会做出的反应与决策。在他看来，中国物产
7、丰富，一切应有尽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远优越于“蛮夷”在当时，这倒确为事实绝不有求于外；一切贸易中国皆无利可图，徒利他国；而且除无利可图之外，还不免承受种种骚扰和麻烦。特别是胡惟庸案发生后，据查后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罢市舶司，厉行海禁，既不许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贸易，更不许外商船只来华。大明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帛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
8、下海者处死。那么朱棣时代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在朱棣时代有所松动，根据是永乐初年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并开设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馆”。其实，中国传统海上贸易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后者为商业性质，前者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足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 （明朝为管理贡舶贸易而发明的制度。“勘合”即获准
9、朝贡的合法凭证，最早发给暹罗，后及他国。凡来华贡舶，每船皆带勘合一道，上填贡使姓名、贡品种类和数量，由中国地方官和市舶司官员核对底簿，鉴定无误后才许入贡。贡舶回国时，要将回赠物品也逐一登记在勘合上。）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对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是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政策没有任何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