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史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经典，对后世散文以至整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部分文学家倡导某种文学主张，特别是散文创作的主张，都会以史记为旗帜。而另外一些文学家倡导相反的文学主张，也会把史记当成靶子，通过对它的阐释和批评，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于是作为前代文学经典的史记，就成为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风向标。考察史记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观察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 明朝前期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总体上以程朱理学为正宗，在散文创作方面则是以与理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唐宋古文为依归。当然，明初洪武年间的情况与永乐以后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明朝初年的文化还多少遗留了一点元代
2、文化相对多元和自由的风气。当时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宋濂、刘基等为代表的浙东派文人，他们在学术渊源上多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开创的理学门派北山学派的传人，其文学主张自然以明道征圣宗经等为宗旨。浙东派因较早追随朱元璋集团而成为明朝的开国文臣，依托其政治优势，他们的这套主张自然也成为明初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但浙东派文人毕竟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兼理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不同于理学家轻文甚至废文的态度，而是比较重文，其理想目标是文道合一，以至黄百家在宋元学案卷八十三北山四先生学案的按语中批评他们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他们既然重文，就不可能不关注作为古文之崇高
3、典范的史记。如宋濂一方面声称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一方面又赞同唐子西的说法：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班固。六经不可学，学文者舍迁、固将奚取法？在叶夷仲文集序中他再次强调：昔者先师黄文献公（溍）尝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本根不蕃，则无以造道之原；波澜不广，则无以尽事之变。舍此二者而为文，则槁木死灰而已。 及至永乐年间，经过朱元璋、朱棣父子高压政策的摧残，社会思想文化更趋封闭保守。在文学领域，以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为职志的台阁体应运而生。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将取法的主要典范，由史记汉书转移到唐宋八大家之文。解缙是台阁体前期的领袖人物，其散文创
4、作受史记影响甚深，连台阁体后来的代表人物杨士奇也认为他的文章风格是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叙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解先生墓志铭），但解缙在廖自勤文集序中却认为，学文只能学六经，像庄周、申不害、韩非、贾谊等人之文，非惟不足经天纬地，而且有害焉；近世为文者尤甚患此，反从事史、汉、战国、百家方外之书，剽窃奇漏，纵横腐败，神鬼荒忽，极其镌巧形容，以为此古文也。论及性理则以时文鄙之，援及诗书则以经生目之，是将为天地人心世教之害，有不胜言者，此予之所甚忧也予厥后稍喜观欧、曾之文，得其优游峻洁，其原固出于六经，于予心溉乎其有合也。在台阁体的中后期，由于明仁宗的提倡，和作为江西人的台阁体领袖杨士奇的推动，模拟
5、唐宋八大家之中的江西籍作家欧阳修、曾巩的文风成为时尚。 兴起于明中叶弘治年间的文学复古运动，是明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复古派前、后七子提出了文法先秦两汉，诗学汉魏盛唐的主张，打破了文坛的沉寂，开启了明后期文学革新思潮的先河，是明代文学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在散文方面，复古派作家取法的主要对象就是史记。现在可见的史记在明代的最早刻本，是正德十二年廖铠序刻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由前七子的重要人物康海主持的。因廖铠系镇守陕西的太监廖鸾之从侄，而康海对山集中有一篇史记序，与署名廖铠序基本相同。复古派作家不仅学习史记的叙事、描写、抒情的技巧，模仿史记的章法、句法、字法，也力图继承史记思想相对自
6、由、感情充沛、文气跌宕起伏、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特点。但由于他们取法的对象过于单一，手法过于机械，难免暴露出模拟的痕迹。如后七子中的宗臣留下了一篇读太史公、杜工部、李献吉三书序，反映出他一生阅读和取法的文学典范可能就是史记、杜甫诗集和复古派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文集。他所写的文章，每篇的开头语几乎都是同样的句式，如：余尝往来齐鲁燕蓟之区（赠金君序）；余稽往牍，抽绎千古，睹于群才，未尝不喟然叹息也（晋陵白公集序）；余读金陵诸记，其东盖有燕子矶云（燕子矶记）；余读汀记，归化东北五里，盖有滴水岩云（滴水岩记）；余读秦汉以下诸书，未尝不叹戎狄之为中国忧至长也（桐乡县城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都是在模仿史记
7、的句法。 当时与复古派对垒的，有以唐顺之、王慎中为代表的所谓唐宋派。他们最初都是复古派的追随者，在散文创作方面也曾努力模仿史记。如茅坤自述仆少喜为文，每谓当跌宕激射似司马子长，字而比之，句而亿之。苟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惨怛悲凄也。唐以后若薄不足为（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后来他们在阳明心学的启发下，热衷于探讨理气性命等心学问题，讲究说理、语言相对接近的唐宋古文模式比较适合表达他们的思想，于是他们自然改变了取法的对象。如王慎中曩惟好古，汉以下著作无取焉。至是始尽发宋儒之书读之，觉其味长，而曾、王、欧氏文尤可喜，眉山兄弟犹以为过于豪而失之放。以此自信，乃取旧所为文如汉人者悉焚之。但有应酬之作，
8、悉出入曾、王之间。唐荆川（顺之）见之，以为头巾气。仲子（王慎中）言：此大难事也，君试举笔自知之。未久，唐亦变而随之矣。（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至于在后世享有盛名的归有光，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把他归入唐宋派，其实他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他一直注意学习史记，几乎终生未改。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学宗尚发生转变后，不仅对自己从前学习史记等秦汉散文表示悔恨，而且反过来对复古派作家模拟史记等提出批评。如唐宋派的追随者蔡汝楠就责难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专门学史记，屈曲逐事变，模写相役（王世贞赠李于鳞序）。当然，唐宋派作家对复古派作家学史记表示不满，并不仅因为在写作技巧方面有分歧，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们
9、认为司马迁和复古派作家的思想比较自由，不完全符合正宗的儒家学说。在这一点上，唐宋派的羽翼薛应旂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何（景明）之言犹或近于理道，李（梦阳）则动曰史、汉史、汉。一涉于六经诸儒之言，辄斥为头巾酸馅，目不一瞬也。夫史、汉诚文矣，而六经诸儒之言，则文之至者。舍六经诸儒不学，而唯学马迁、班固，文类史、汉，亦末技焉耳。何关于理道？何益于政教哉？（遵岩文粹序） 勃兴于晚明的文学革新思潮，倡导个人性情的自由表达，与史记所代表和复古派所追求的古典审美理想有本质区别。代表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在散文创作方面成就的是小品文，不再以史记为主要取法对象。从语言形式等方面看，它们与唐宋古文的因缘相对要深一些。明清易代之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派重倡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艾南英等人则再次为唐宋八大家辩护，两派之间曾发生激烈论战。至于在小说、戏曲领域，史记的影响也很深远。许多小说、戏曲作品都以史记的内容为题材，都借鉴史记的艺术技巧。戏曲、小说理论家也往往以史记为典范，探索叙事文学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