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深明大义的梁启超父子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并非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在于他们永远闪耀着人性和人格光辉的精神内质。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疯狂捕杀“新党”，“钦犯”梁启超在日本公使林权助的全力相救下，逃亡到日本，避免了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为避内地耳目，他改取日本名字吉田晋，并很快学会了日语。从此，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这期间，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交往甚密，并博览群书，大量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书籍。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 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
2、徒然”的豪情返回中国。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皇帝梦的支持，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获知消息后，义愤填膺，通过京报、国民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等8篇战斗檄文，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并强调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言行让日本一些人感到恐慌和不解。因为
3、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必须偿还。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后，不由恼羞成怒，通过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功不可没。 梁启超的儿子
4、梁思成，是我国古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设计，他与日本更是恩怨“纠缠”。 1901年4月20日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11岁时回国。日本的水土哺育了幼年的他，他对日本也怀有很深的感情，对其各地的风情、地貌、建筑等情况都相当了解。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和教授的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严词拒绝，随后带领全家南下。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把梁思成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请梁思成建议要保护敌占区的哪些古建筑。梁思成立即向
5、盟军司令部递交了一张圈了红圈的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觉得奇怪，便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对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那里的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感到非常意外，没有当即作出回应。 1945年夏，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轰炸。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疮痍。据说，当年日本人认为京都、奈良必定被炸，为了保护城内最重要的古迹，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然而让日本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美机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遍布于二座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在战火之中得以原样保存。 多年后，日本朝野得知京都、奈良大量国宝文物得以保存下来的真正原因后，对梁思成的“报恩”深表感激，称赞他为“古都的恩人”。 一次，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日本讲台上说道：“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肃然起敬，鸦雀无声。 梁启超父子对日本前后态度的转变，均从民族大义出发，从人类文明承传发展的高度出发，远远超越了个人恩怨，甚至超越了民族情感，可歌可泣，彪炳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