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虚实之间读西南钱云一一九三一年，新亚细亚杂志刊登编辑文章，严厉批判时报连载的西行艳异记。因为这部书虽号称是作者“走川西松茂等西番部落”的“事实”游记，实际上不仅多有讹误，更是一部“以寻艳求异为能事”空中楼阁般的“旧小说”。而且，该文作者借此书评还特别提出边疆考察应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把对于边疆的神奇的观念改为平实的观念”，二是“把考察边疆的普遍游历的观念改为专门研究的观念”（为评西行艳异记答时报的编辑先生，新亚细亚二卷一期）。两句如口号般的研究旨向，表明该作者有意鼓励现代式的真实且平实的边疆目光，不仅批判以奇、异为核心的旧式边疆观念，更力图将“旧小说”彻底排除在现代边疆研究的视域之外。这正彰显
2、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两方面趋向：一是于观察中强调“平实之眼”的价值，打破传统“华”“夷”的阻隔，均以一般之国民而重新认识;二是在选材中偏重真实性为先的史地考证、边政反思、风俗描写，至于专事诡谲奇幻的“旧小说”则难为学者用于实证研究。可如果仔细审视这一时期的出版业，类于西行艳异记之类的“旧小说”颇多。如一九四九年广州民智书店、大成书局印行了一本署名林仁超的琼崖黎洞奇观，讲述的是作者在海南岛上的奇遇，所记内容虽不至全是荒诞无稽，但作者明显有意挑选奇幻艳丽之事以呈现黎汉间的差异，甚至配图也有意捕捉香艳、猎奇瞬间。因此可以说，严谨真实的研究与奇幻艳丽的小说，一起组成了近代边疆意象的完整图景。虽然这些小
3、说不能成为“专门研究”的材料，但从“历史语境主义”的视角来说，这些“旧小说”的出现并非偶然，当视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边疆兴趣蜂起下的应时之作，虽不具有研究边疆族群的学术价值，但也实在地参与形塑了一般人虚妄的边疆观念。不过，正如微观史家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在孤岛不孤（文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 0 一四年版）中讨论如何理解“非历史源材料”的文学文本那样，在区分真实与虚幻、追溯“真实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奇幻迷人的文学文本中获得什么？金兹伯格在书中就对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历史语境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以莫尔的乌托邦（Utopia）为例，认
4、为不能仅将其视作文艺复兴时期讨论共和政体的政治理论文体，因为莫尔在书中有意地使用了一些希腊语词，是希望能以此提醒具备基本希腊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叙述的虚构性质”。金兹伯格也借此提醒读者，需时时注意文本背后创作者的意图。回到西南边疆研究的领域来说，固然虚实文本的辨识与取合，成就了历史学、民族学对于边域世界的诠释范式。这种范式研究的对象往往是文本中所呈现的“真实的”异质或同质的边域世界，通过现代学者的考证、重建，在读者与写作对象之间建立互通渠道，帮助他们由现实径直抵达文本（无论是传世记载还是田野访谈）所构筑的历史场景中。可是，真实抑或虚构的文本背后，除了作为语境的“历史”以外，还有一个具有写作意图
5、、个人情感、叙事技巧的创作者。换言之，同一时代的文本固然有其历史共性，然而亦有其创作个体，正所谓“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从此角度出发，记载边疆的虚实不一的文本，在现代研究价值引导下的辨识与取合固有其意义，但并不能完全消除创作者个体在宏阔历史中的主体性，因而还需探尋创作者写作意图的贯彻与实现。胡晓真在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下引此书，只标出页码）一书中，以明代有关西南的文本为中心（不仅采用传统文学文本，如小说、诗词、戏曲，也包括其他由文字来表意或喻意的书写记录，如游记、回忆录、志书等），巧妙地抓住在虚实文本背后的创作者，展开了一系列饶有趣味又引人赞叹的文本分析，对重新理解边疆叙事中的虚与实颇有启
6、发。二历史上对边域从来都不乏好奇者。宋代周去非就曾说，因他曾在南方任官，“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耳目所治”，亲友便常常“问以绝域事”，最后“应酬倦矣”，干脆纂著岭外代答以备询问（周去非：岭外代答序，杨武泉校注本）。更何况，到明代随着物资的丰足，社会上收藏风气盛行，连考据学都出现了“炫博好奇”的风气（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遑论明代以来旅行风气盛行和地理知识的骤增，西南更成为一般士人好奇之所在。因此，在明清时期“眼光向外的好奇意志不断扩散”的氛围之下（9 页），“因应出版市场对地理知识的需求”而创作的“西南叙事”层出不穷（11页）。如果从虚实辩证来说，这些文人的好奇“只是一种轻浮的、琐屑
7、的、无聊的文人游戏情调”，能够满足好奇的叙事也往往流于虚妄，对于今人重返真实历史实在毫无助益。但胡晓真却提出“好奇表示能够开放自我，尝试与他者的接触与对话”（60 页），“是一种驱动文人开放自我并试图理解异质与他者的力量”（190 页）。这意味着因应好奇之风，日益丰富的西南边徼知识，逐渐成为华夏知识体系的一环。不仅在日用类书里关于西南风俗的记载愈加多且奇，透过冯梦龙等文人的书写，来自西南的故事也成为才子佳人阅读的对象。同时，西南也成为“熟悉的陌生者”，而被寄托以特殊的情感。卢梭早就有“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之说，即将他者的文化视为远古“自然”的表现而强调古朴自然的价值，桃花
8、源中“怡然自得”的美好景象与“不知有汉”的时空观念，正好也呈现了此种文化认识。无独有偶，在滇黔土司婚礼记中陈鼎（一六五 0 至？）详细地叙述西南婚礼、婚俗，不仅仅是作为奇与异的谈资，也展露了自我生活与心态的变化。透过文本中的“我”与异文化的交涉，陈鼎将苗蛮边域化作投射远古理想礼治之所在，从而体现出他“对自身文化的回眸”（129 页）。可以说，文本的构造创造了文人进入异质世界的缝隙，而催生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也成为传统时代文人“进入西南”的重要方式。甚至可以说，“对自身文化的回眸”的冲击力正来自荒诞与虚构。屠绅（一七四四至一八 0 一）在蟫史中创作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五虫”世界。他先以虫来指代
9、西南族群，继而指出“人为倮族之一虫”以打破人与虫的界限，这样一来，“先玩弄读者一般人之下对昆虫的鄙贱之心，再骤然点出传统思想中固有的五虫观，促使读者不得不挑战、修正、翻转自己的成见”（288 页），屠绅的世界观与他的自我书写巧妙叠合，也迫使读者重新反思华与夷、人与虫之间的界限与意义。试想，若是没有对西南族群虚妄与异质的叙述，读者所感受到的冲击可否如斯？三既然“好奇”本身具有积极意义，那么叙事无论虚实皆有其价值，甚至对于创作者来说，择以虚实不同，自然也就各据意图。从文类来说，读者很好理解在不同文字中所呈现的不同文学形式。比如，西南地区素有“男女踏歌，宵夜相诱”的跳月习俗，最早记载在明代杨慎的滇程
10、记中。清朝前期的陆次云曾在不同文类中书写西南的“跳月”习俗：陆次云在他编纂的志书峒谿纤志中对跳月屡有记载，但细节上并不超出杨慎所记;可是他在杂文集北墅绪言作有跳月记一篇，却用极细腻的描述表现出繁丽精致的装束、华丽香艳的氛围、风趣世故的过程，整篇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趣味，以致高士奇（一六四五至一七 0 四）评之是“笔舞墨歌，天花乱坠”。这两种不同文类下形成的不同文字，某种程度上来说，正透露出创作者在不同文本中的技巧与趣味。论语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然而文与质之别，却往往被简单视作为虚与实之异。在魏晋以降的文学传统中，官员对于南方边徼的书写大致有两种取向。一种是以“异域伤悲”为主轴，通过描
11、述南方的异族、异物、异候，叠合谪官逐臣的忧惧心情与悲惨人生，而形成独有的南方书写意象（参考薛爱华著：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程章灿等译）。另一种则是唐中期以后随着南方任官的普遍化，越来越多地出现对南方“循吏”的赞颂与期许，尤其强调华夏“教化”之功。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在清代田雯（一六三五至一七 0 四）笔下也产生了“何陋之有”与“岂不陋哉”的纠葛，一面是作为黔地官员应保持的客观理性，所以他在黔书中不断展现出“专为治黔者法”之意;一面则是作为文人面临异域时的复杂情感，如黔陋说中面对“异域”难以自抑的伤悲、鄙夷、同情之复杂情绪。同样，田汝成（一五 0 三至一五五七）也是在两个维度上以不同之书写，展现了他
12、两重意象的叠合。一方面他在游记、诗作中流露出他奉使西南的“私人的、复杂的情绪”，而另一方面他则在炎徼纪闻中又塑造了他作为股肱之臣于西南的作为，强调该书乃全为政纪，所谓“岂直以文字之华哉？无乃以其有关政纪也”。有趣的是，在后世的审读中，往往将前者视为文学之“虚”，而将后者视为史学之“实”。胡晓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田汝成与田雯都曾宦游西南，同样都曾以“治理”之目光审视西南的边疆统治，也都留下了被后世视作纪实的“志书”，“应属纪实的文类，是否仍可能是一种自我书写”（137 页）？章学诚（一七三八至一八 0 一）在文史通义中曾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
13、患于为事役也”，又说文中有气、情可动人，都在强调文辞与史事之间的密切关联。如果将“文辞”纳入边疆研究的观察视野，则不难理解“纪实”与“自我书写”间一体两面的关系。比如田汝成在描写西南景观时，用极细腻的文字描绘出峻险的特殊地理，也便从中透露出他的主观判断。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使用对话、声音等来引导读者完成对遥远的西南战争的想象，甚至正因其叙事的丰富与细腻，田汝成的记载也成为冯梦龙等撰述通俗文学的素材。同样地，在田雯黔书中治术与文采也产生了在同一文本中的纠缠角力。他将事实的描述与文学的创作，以经纬织锦一般糅合在一起，文采斐然而又不失治道，于是，治理之书与审美经验也在虚实间彼此交织，治术与文采得以共
14、赏。此间之“文辞”，不当只是视作无意义的“繁文”，而应是探寻创作者“自我书写”的必经之途。在一些情况下，对“文辞”的关注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陈鼎的滇黔土司婚礼记看似是亲历者的回忆录，实则却是陈鼎以回忆录的叙事语气构筑的“一个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寓言世界”（112 页）。后世学者若不能识破，概以“真实”视之，甚至力图坐实其中人物，便不自觉落入陈鼎设计的圈套。这是明清文人文章书写中的游戏性情，也是胡晓真在书中反复提及的“文学趣味”。四胡晓真在序言中说，关于“内部的他者”（王明珂语）、“内地的边缘”（鲁西奇语）之西南文学，虽然有“少数民族史学”（如“彝族文学史”）或是以地域为范围的“贵州文学史”“云
15、南文学史”等，却未出现以西南为思考中心的文学研究。但是，“西南”恰是一个特别且重要的主题，“是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4 页），所以，她提出要以“西南”作为方法。虽然有评论说“全书的关键字是作者以及他的情感与叙事，西南并不是重点”（何翠萍：从人类学“作者效应”角度读（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湾人类学刊二 0 一七年十二月），但以笔者来看，或许正是“西南”不远不近的暧昧距离，产生不实不虚的空间，成为社会观念、个人情感、身份立场、历史传统的竞技场，由此过去与现在、阅读与写作都透过创作者的书写，构成整套的喻意系统，而呈现出不同的情感、思想、认同与世界观念。因
16、此，以今人眼光所区分、辨识、取合的虚实文本，或在古人笔下并未有此泾渭分明之观念，更借由西南特殊场域与意象，而形成了不同文本的竞逐。胡曉真称之为“西南知识系统”：“与西南地区有关的文本，不论其文类归属为史、为志、为记，或小说，都展现一个共同的特色，亦即历史、传说、见闻与想象虚构在同一话语体系中互参互证，又彼此竞逐。”（179 页）这种虚实掺杂的知识系统，不仅于当时可为文人趣味的游戏，可作自我书写的民族志，更在时代的脉络下，叠加不同的集体心理，而成为创作者不断“复写”与“覆写”的源头。明初女土司奢香从具有戏剧性的“裸挞”之主角，随着时代变迁、民族政策等因素的转变，转化为传奇性女土司、女英雄;明末协
17、助镇压乱民的秦良玉也在动荡的民国时期，在救亡图存的集体心理下被重新唤醒。这“复写”与“覆写”一起“层累地”造成了有关西南的历史意象，并改写着西南“内部”视角叙事的形成。像是九十年代出现的大理古佚书钞，显然就是在“云南无史”观念下，隐藏的“劫余的创伤”之心态而生成的作史意图。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在真实与虚拟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奇幻迷人的西南叙事文本中获得什么？这当然是从“实证研究”立场所发出的疑问，或许并不需要回答，因为文学诠释中所展现的创作者的“个人书写”，并不在回答“历史事实”的问题，且某种程度上正与今日的心灵可直接沟通。甚至，虚构本身也并不影响情感的再现，就像金圣叹（一六
18、 0 八至一六六一）说的，施耐庵能“亲动心”而写淫妇、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读者自能感受其中之情。但除此，透过对“文学趣味”的细致品味，还让我们看到关于西南记述中的“文学趣味”往往在现代人对古代边地记述惯已接受的知识、观念、意象的重构中被一一忽视，而使得“著述”之作，隐隐有简单化约为知识性“史料”的趋向。那么，重新回到今古对话之中，今日的读者当如何面对创作者的阅读与写作，接受作者的世故与真情，实证研究者自应注意分辨、剖析。从此意义上来说，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也如胡晓真所期待的，能从虚实莫辨的明清文学之中，剖析“旧小说”的创作者在文本中所孕育的情感、思想，努力跳脱出事实性的论述与固定化的文化图景，呈现出她所期望的“超越文字的表象，以剖析西南叙事的复杂性”（7 页），为“当代人文学科互跨并琢磨研究范式”提供了示范。（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胡晓真，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二 0 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