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莫迪经济学的政策举措、改革成效与发展困境王志刚于滨铜摘 要：自 2014 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经济增速超过中国经济增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媒体将这一时期印度采取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称为“莫迪经济学”。本文基于自由经济增长理论和资本援助视角，分析了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内涵、政策举措与改革成效，并进一步剖析了其发展困境与理论局限。研究表明，莫迪经济学以经济自由主义、资本援助经济和改善结构经济为基本理论内涵，以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与谋求经济增长的着力点;主要政策举措包括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开展经济外交、发展“印度制造”、企业和劳工市场化与财税制度改革等;取得经济增速跃居全球第一、营商环
2、境大幅改善、FDI 持续增加、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得到有效控制等改革成效;但其亲商、亲市场、重投资的发展方式也使印度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需求拉动增长疲软、外债危机风险加剧和失业持续居高不下等发展困境，存在分配失衡反噬经济增长的理论局限。因此，平滑收入分配和扩大内需以刺激总需求，提高劳动者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以提振总供给，或将成为莫迪经济学现实调整与实现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关键词：莫迪经济学;政策舉措;改革成效;发展困境;理论内涵中图分类号：F11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20）06-0098-08一、问题的提出2014 年 5 月，人民党赢得大选，莫
3、迪正式出任印度总理。在其就职之初，印度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与政府危机：印度经济增速下滑至 5.9%，通货膨胀率却高达 9.7%。同时，政府内部腐败严重，极大地阻碍了经济计划与大型项目的实施，经济发展管理与社会问题治理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发展方式和经济体制改革，推出“印度制造”“数字印度”“季风计划”等发展战略，大力扭转了印度经济发展的颓势，取得了较好成效：20142018 年的第一个任期内，经济增速平均攀升至 7.3%，居于世界第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所提升，通货膨胀率则下降至 4.3%;改善了信息网络、水道燃气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印度居民带来了一
4、定的社会福利等1。基于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媒体将这一时期莫迪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称之为“莫迪经济学”。然而，2019 年莫迪在新一届大选中取得连任之后，印度经济发展的画风却风云突变，经济增速呈断崖式下跌：2019 年上半年平均增速降至 5.8%，第三季度甚至跌至 4.5%，全年增速只有4.9%2-3。与此同时，国民经济的各大产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萎缩，农业增速仅为 2.1%，建筑业增速仅为 3.3%，制造业甚至出现了 1%的萎缩4，城市男性失业率创下了 45 年来的历史新高，截至 2019 年 10 月，印度失业率飙升至 8.5%5。外国直接投资放缓也是印度面临的严峻问题之
5、一，2019 年下半年以后，外资开始大量流出印度，印度股市出现 45 亿美元的外资外流，创下了20 年最大的季度抛售。印度经济的断崖式下跌引发国际社会政治、经济与金融界的不断质疑，纷纷怀疑印度经济发展模式的先天不足、决策失误以至于莫迪经济学的失灵，有媒体甚至报道称，印度经济在近年来的高速增长，实质是依靠外资和负债不断累积的“庞氏骗局”6。那么，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究竟何在？其断崖式下跌的根本原因又是为何？其背后隐含着哪些经济学机理与理论内涵？印度经济能否迅速摆脱下跌泥沼，莫迪经济学又将何去何从？印度作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和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笔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与解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6、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从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出发，剖析其主要政策举措与改革成效，进一步阐述其面临的政策瓶颈与印度经济发展困境，挖掘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与其增速骤跌的机理所在。二、莫迪经济学的政策举措（一）政府简政放权，深化市场改革长期以来，印度僵化的官僚体制、腐败的官僚作风、冗杂的决策机制和低下的行政效率一直困扰着经济政策决策和产业项目实施7。莫迪上任之后，在首次内阁部长会议上即作出政府简政放权的 11 点指示，具体包括简化办事流程，依靠通讯技术进行信息沟通;提高决策灵活性，规定文件传递层级不超过四级;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要求各部至少废除 10 项不合时宜、繁琐冗杂的规则
7、或流程;决策快速反应，各部门产生分歧直接与总理办公室沟通;部门之间建立合作决策与协商机制;及时处理公众不满和投诉;清除政府运行的混乱状态等等。与此同时，其内阁在全国大力推行市场化改革。2015 年 1月，莫迪政府宣布正式撤销把控印度经济决策 65 年之久的计划委员会，改设“全国改革印度学会”。计划委员会是 20 世纪 50 年代印度计划经济的产物，拥有国家最高经济决策地位，常常干预地方经济政策。改制后，“全国改革印度学会”则更近似于决策研究机构，以“亲民、积极、参与性强”作为发展规划宗旨，并不强加经济计划和干预资源分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放松市场管制，减少对本国私有企业限制，推行国有企业市场化
8、改革。2015 年 4 月，印度议会通过煤炭（特别规定）法案矿山和矿产（发展和管理）修正案，允许私人企业参与煤矿的竞拍、生产和销售，结束了多年以来国有煤炭公司的垄断地位8。在 20192020 财年，印度决定将向社会出售包括航空、水泥等在内的 23 家国企股份，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与之相配套，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改革也在积极推行之中。2019 年末，在莫迪政府大力推动下，议会通过了2019 劳资关系法案，提议合并1926 工会法案1946 产业就业法案1947 年产业纠纷法案。该法案给予企业在招募与精简员工方面更强的灵活性，改变印度企业通过中间公司雇佣合同员工等不合时宜的诸多做法。在
9、新法案下，企业可通过签订固定期合同直接招募员工，并可基于产业的具体季节效应灵活修改合同期的长短，给予劳动市场更大的招工灵活性和就业流动性，以此促进劳动力的合理就业，推动非正式部门就业向正式部门就业转化，并有助于改善非正式雇员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二）改善投资环境，开展经济外交首先，莫迪政府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一直以来，印度采取“逐案审批制”的投资准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明顯缺陷：一是缺少统一、明确的审批规则，给予审批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滋生腐败空间。二是法律条文和程序繁琐，行政效率低下，造成极大的投资非便利性。三是审批流程缺乏公开透明，审批时限和审批结果存在差别对待与不确定性。因此，为净化
10、和改善投资环境，2014 年莫迪出任总理后，大力推行投资准入制度改革，废除外商投资许可，实施负面清单制度。除部分国家战略性部门的“负面清单”以外，其他行业均采取“自动路径”审批制度，外商投资进入印度市场无需经过政府审批，极大地简化了投资办事程序和外资引进效率。与此同时，放宽外资企业在本国投资建厂的经营许可，允许外商资本更大范围地进入本国市场。一是通过提高外资企业在本国投资的股权上限，将外商投资项目金额上限由 300 亿卢比上调至 500 亿卢比。二是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行业范围，在涉及国计民生的航空、国防、医药、食品和卫星通讯等诸多核心行业，首次打开对外资开放的大门。三是将 FDI 比重根据不同
11、行业属性逐步提高至 50%、74%甚至 100%，并允许外商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自由投资。其次，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外交”发展战略。自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通过不断出访世界各大经济体与贸易合作伙伴，大力推动印度与世界各国经贸合作关系新发展。经济外交以“联西望东”为主轴，“联西”吸收发达国家投资，与欧盟等建立投资便利机制;“望东”连通东亚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与日本等国建立“特别战略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并大力推进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20142018 年，莫迪先后出访美国、德国、日本和欧盟等贸易大国与自由贸易区，并多次访问中国，旨在与世界主要经济体构建更为开放的贸易伙伴关系，呼吁加强对
12、印度投资。2015 年 5 月，在莫迪到访北京期间，中印两国签署了总额达 100 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而同期在上海举办的“中印经贸论坛”上，中印企业又签署了高达 220 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9;2015 年 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双方达成价值 147 亿美元的高铁建设协议，确定将采用日本新干线方式建设印度首条高速铁路。在 2016 年第十三届印欧峰会上，双方提出建立印欧投资便利机制，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实施。该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印度营造公平、透明与规范化的贸易投资环境，为欧盟在印度的投资提供便利和保障，从而吸引来自欧盟的大量投资。（三）发展制造产业，打造“印度制造”自 199
13、1 年印度市场化改革以来，形成了一条优先发展信息服务业，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制造业发展则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规模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2015 年，印度制造业产值在 GDP 中占 16%，成为制约其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2014 年 9 月，莫迪政府正式推出“印度制造”战略，提出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纺织服装、机械装备、医药保健、铁路航空和信息技术等 25 个制造产业，力争到 2022 年使印度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提高至 25%，并在此期间创造 1.1 亿个就业岗位10。“印度制造”战略的推出具有系统性，它不仅包括振兴制造业本身，同时包括“技能印度”“新创印度”
14、“数字印度”“品牌印度”等关联性建设工程，以改善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与配套服务水平，全方位提振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供需动力。与此同时，为发展和落实“印度制造”战略，莫迪政府进一步提出打造德里孟买等五大工业走廊，五大工业走廊立足于不断完善和加速建设的基础设施体系，培育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工业城市、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从而形成一个环绕印度的工业带和工业网络体系，成为“印度制造”未来发展的主阵地11。“印度制造”战略的出台，旨在将印度打造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为其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创造新的着力点。（四）改善基础设施，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2018 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经济论坛排名，以名义 GDP 计
15、算的印度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七，而在全球 138 个经济体的基础设施水平排名中却远居第 68 位。印度公路等级普遍不高，铁路运力严重不足，港口堵塞十分严重，电信通讯条件落后，机场建设也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所需。在此背景下，2014 年，莫迪政府主政以来，大力推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加强对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网络通讯设备的改善投建。一是针对铁路运力不足，印度推出高铁建设项目，在对现有老旧铁路线路进行翻新提速的同时，计划修建一条长度为 1 700 公里的德里钦奈高铁，逐渐形成一张“钻石四边形”高铁网络。二是针对印度港口设施和联通疏运设施不完善的问题，莫迪政府提出重振“萨迦尔玛拉”计划，强化港口
16、导向型发展，重点加强各大港口与腹地地区相联通的铁路、公路及内河航道建设，增强港口对于腹地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三是为提升印度信息服务业水平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莫迪政府提出“数字印度”“智慧城市”发展战略，计划投入 180 亿美元，到 2019 年实现全印度25 万座村庄通网络，在 21 个邦打造一百余个智慧城市和 3040 个基于智慧城市原理开发的关键网点12。进一步地，莫迪政府第二个任期内，于 2019 年末宣布即将开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五年规划，计划将于未来五年内，投入超过 100 万亿卢比用于改善和建设国内基础设施。（五）优化流通结构，推行财税体制改革长期以来，印度原有税收体系十
17、分复杂，中央与地方重复性征税导致间接税种繁多，包括邦内税、中央税以及邦际税等。破碎的征税体系使得商品物流成本较高，不仅使企业饱受多重征税的困扰，更使得消费者支付更高的商品价格。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冲破重重阻碍，强力推行统一税制改革。2016 年 8 月，印度议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 Tax，GST）法案（文后简称GST 法案），旨在统一印度国内税制，打破目前存在的由各邦自主定税的破碎化状态，建立统一的 GST 体系，从而为印度经济打造一个共同市场。GST 将取代目前的消费税、劳务税、增值税、入市税和过境税等而代之以单一税制。GST 改革通过实行双轨制，即中央政府
18、和各邦政府各自征收 GST，在一定程度上既能保障各邦政府征税权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能建立统一税费市场，促进商品自由流通，节省交易成本和优化流通结构。与此同时，严厉打击流通腐败，实行废钞令。2016 年 11 月 8 日，莫迪政府突然宣布，即日起将废止票面为 500 和 1 000 的印度卢比纸币在市场上流通，现有纸币必须在 50 天之内存入银行或兑换新币，否则不再具有货币效力。废钞令通过强制大量货币由流通现金转化为银行存款，对反腐败、反黑金和反逃税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三、莫迪经济学的改革成效通过上述雷厉风行的经济体制改革，20142019 财年，莫迪经济学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效：（一）經济增
19、速跃居全球第一，通货膨胀控制得当在莫迪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横向比较来看，20142018 年的 5 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分别为 7.4%、8.0%、7.1%、6.7%和 7.4%，平均增速达到 7.3%，而这一时期中国 GDP 的平均增速为 6.9%。纵向比较来看，莫迪政府第一个任期内 7.3%的平均经济增速，也明显高于辛格政府第二个任期内 6.6%的平均经济增速。从 GDP 总量来看，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7 年达到 2.7 万亿美元，同年超过法国跃居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与排名第五的英国十分接近，2018 年 GDP 总量则上升至 2.7
20、万亿美元，达到中国总量的 20%。不仅如此，在莫迪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下，印度的宏观经济稳定性得到改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从印度的通货膨胀年增长率来看，辛格政府主政末期，按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的印度通货膨胀年增长率分别高达 10%和 9.4%，而莫迪政府任职的 20142017 年，这一数字分别降至5.8%、4.9%、4.5%和 3.6%。（二）营商环境大幅改善，FDI 快速增长莫迪政府以其务实的经济外交手段，为外交政策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减少了印度的贸易阻碍，并提高了印度全球治理的参与能力13-14。在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印度营商环境获得大幅改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5 年
21、，印度在 189 个经济体中的营商便利度居于第 142 位，而 2019 年已经上升到 77 位15。与之相对，2016 年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相关信息显示，从经济吸引力、人员可得性和商业环境等三方面综合考虑的外资吸引竞争力排行来看，印度在全球外资吸引力排行榜上排名第一，中国则为同期第二。与此同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量持续走高。20142018 年，伴随印度外资投资限制放宽和行政审批手续简化，FDI 快速增长，2015 年和 2016 年连续成为获得 FDI 最多的国家。20142017 年，印度吸引 FDI 超过 2 500 亿美元。20182019 财年，印度的 FDI 达到 643.7 亿美元
22、，创历史最高。联合国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印度吸引外资增幅超过 20%，达到 270 亿美元，与之相对，中国吸引外资 7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三）工业产值逐步增加，“印度制造”初显成效自“印度制造”战略启动以来，工业增长明显提速。20142018 年，印度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6%、10.2%、8.9%、9.1%和 6.9%，而制造业在其中的贡献超过四分之三，“印度制造”表明莫迪政府正在努力弥补此前被多届政府忽略或难以推进的工业化科目，助推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将在今后不断显现16。在“印度制造”背景下，20152016 财年，印度制造业增速为 9.3%，高于上财年的 5.5
23、%，占 GDP 比重也由上财年的 17.1%上升至 17.5%。印度政府公布的年度国民收入预估显示，基于 2016 年年度价格，印度制造业的总增加值从20122013 财年到 20182019 财年将以 4.34%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所吸引的 FDI 中，制造业领域表现突出：20132014 财年，印度制造业吸引 FDI 为 63 亿美元，而在 20142015 财年迅猛增加至 96 亿美元，在20162017 财年进一步快速增加到 119 亿美元。随着 FDI 在制造业投资领域不断飙升，“印度制造”红利亦逐渐显现。（四）财政赤字获得改善，民生水平有所提升统一税制改革与GST 法案
24、通过完善了税收渠道，改善了政府财政收入17。莫迪政府主政期间，20142017 年，印度的财政赤字率分别为 4.1%、3.9%、3.5%和 3.5%，较辛格政府执政最后三年的 5.9%、4.9%和 4.5%明显下降。财政赤字率的下降增加了印度政府的财政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印度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莫迪政府采取措施简化公民生活，降低贫困发生率。一方面，通过实施自行验证政策，取代了长期以来验证繁琐程序，同时提供诸多在线访问服务，为民众求职和办理行政事务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推出民生改善措施，扶助贫困人口生活。莫迪政府积极推行民生基础设施改善工作，城乡通讯设施、公共卫生和通水管道建设均有明显改善和
25、提升。同时，莫迪政府为4 000 万农村贫困家庭提供了使用液态石油气的炉灶，结束了燃木或燃煤的“黑碳时代”1。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项目中“多维贫困指数”称，20052006 年，印度的贫困人口率为 55%，而莫迪上台后的20152016 年，印度贫困人口率下降到了 28%。（五）统一市场获得建立，金融发展步入正轨GST 改革为印度商品流通创造了统一市场，为吸引外资和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一方面，在供给侧，GST 改革废除了以往分散、繁杂和低效率的间接税制，降低了产品供给、对外贸易和外资营商成本，提高了印度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26、另一方面，在需求侧，统一商品消费税制，降低了产品流通成本，削减了消费者支付价格，为其带来更高的消费剩余。同时，税制改革使得多项食品、书报和邮票类的商品获得免税资格，减轻了消费者纳税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与之相对，废钞令的实施进一步净化了印度金融环境，使得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回正轨。虽然废钞令在短期内降低了商品市场的货币流通量，限制了商品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对印度国内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其唤醒了社会民众的金融意识，净化了印度的金融市场和信贷体系，促进了印度新兴电子商务产业与现代支付经济的发展，对控制黑钱和打击腐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GST 改革与废钞令等改革举措，
27、为印度国内创建了统一商品市场，完善了流通体制，净化了市场环境，使印度财政和金融发展步入正轨。四、莫迪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与理论局限（一）马太效应加剧，涓滴效应式微虽然印度 20142018 年以年均 7.3%的增速成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贫困发生率有所改善，但印度仍具有全球最多的贫困人口，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收入鸿沟严重阻碍了印度经济发展潜力的释放。自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莫迪政府主政期间的经济改革一直未能有效促进印度的城镇化建设，大量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基础设施极度落后，社会服务严重缺失的农村地区18。20142016 年，瑞士信贷银行报告显示，印度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前 1%富
28、有者拥有印度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前 5%的富有者拥有印度全国财富的 68.6%，前 10%的富有者则拥有全国财富的 76.3%，而全国一半以上的穷人所拥有的财富仅占全国财富的 4.1%19。2019 年，印度仍具有超过两亿的贫困人口，其中有7 300 万人的每日收入不足 1.3 美元。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结构性缺失是印度在消费和民生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印度超过 6 亿人口的中产阶级每日收入水平不足 3.0 美元，中间消费群体的缺乏，使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持续不振。伴随失业率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率的抬头，印度贫富差距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20。因此，巨大的贫富差距并没能使普通民众享受到莫迪经济学所带来的涓
29、滴效应，反而成就了富商巨贾们的马太效应。莫迪经济学继承了莫迪于 20012013 年在古吉拉特邦任职期间的开放性经济政策，通过改善基础设施、设立私人投资奖补政策和建立投资园区的方式吸引外资企业投资。然而，这些手段的共同实施却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造成资源分配和要素市场扭曲，成为少数投资者的天堂，却普遍忽视了中小企业与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21-22。莫迪政府亲商和亲市场的经济政策建立起压制劳工和有利于企业资本的经济体系，被印度学者批判为“没有包容性的增长”甚至是“失业的增长”，表现出持续的剥夺性，并不具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恰恰与其背道而驰23-24。近年来，莫迪经济学的重心一直在扩大对
30、外开放、完善市场机制和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而对于收入分配的改善与国民经济再分配的调整却并无相关重要政策出台，在改善贫富差距、刺激消费需求与提高社会总福利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二）外债赤字猛增，债务危机加深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国际借贷的债台高筑。自 2008 年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后，印度向国外借贷的速度骤然猛增。印度央行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印度公共债务就已达到 1.2 万亿美元，但印度外汇储备仅为 4 017.8 亿美元，其持有的美债也仅为 1 622.0 亿美元。印度的国际债务已达到其外汇储备的近乎三倍，低外汇储备对高外债的情况不断加剧，给印度经济带来极大的脆弱
31、性。当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一旦美元资本在印度获得利润后开始抽离时，印度经济则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钱荒”困境，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动荡甚至金融危机。在此形势下，BWC 中文网观察团坚持认为，由于不具备宽广的外汇储备护城河，印度经济的高增长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陷入美元荒和债务危机风险正持续加大。有媒体甚至称，近年来印度经济举世瞩目的指数增长几乎都是由巨额美元债务堆积起来的，2019 年印度经济断崖式的暴跌，或将昭示着其经济增长背后一直隐藏着的“庞氏骗局”正在被悄然揭开。因而如何应对不断扩张的外债赤字与避免危在咫尺的债务危机，增强印度宏观经济的实体性和稳定性，是莫迪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和调整应对的重要
32、命题。（三）经济结构脆弱，产业结构失衡自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市场化改革以来，印度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信息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道路，形成了第三产业比重居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不足 50%的经济结构。这种反克拉克定律的经济结构极大地限制印度经济增长和人口就业：一是在印度国民经济结构中，农业仅占 GDP 的 17.3%，却聚集了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近年来，印度粮食和蔬菜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农民增收面临困境，农村消费持续放缓，需求提振经济不足。二是印度制造业发展缓慢，占 GDP 比重长期停滞在 15%左右的较低水平，远远达不到政府计划的 25%，对于推动经济增长和安置就业极为有限。虽然“印度
33、制造”旨在促进制造业发展、吸引外商投资和增加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收入，但在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状况、释放中小企业活力和启动技能提升项目等方面依然挑战重重25。三是出口在 GDP 中所占比重相对较高，最高达到 48%，严重受制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但从 2018 年开始，受美国发起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印度出口占比已经下降至 44%，对印度经济增速造成了巨大冲击。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印度错位式的产业结构严重限制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步伐，国外投资又从 2019 年开始不断放缓，出口则进一步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冲击，欠缺合理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使印度经济面临内忧外患，困
34、难重重。（四）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供需失调2019 年 12 月，印度的失业率为 7.7%，高于 2018 年同期的 7.0%，不断刷新历史新高，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冲击，极高的失业率也成为影响莫迪政府公信力和民众质疑莫迪经济学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归根结底，印度失业率居高不下，除受 2019 年整体经济形势下滑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匹配。印度经济学家巴塔查吉（2019 年）表示，印度当前的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青年人，这一群体并非没有劳动意向，而是其劳动技能与岗位要求不匹配，这一因素长期影响着印度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26。换言之，不是印度国内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岗
35、位，而是没有足够的低技能岗位提供给缺乏技能的工人。印度的劳动力成本看似廉价，但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劳动力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开发创新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印度的制造工厂充满了混乱、浪费，无法进行规划，不会遵循制度，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完全不足以支撑产业转型和发展承接。在此背景下，莫迪经济学既未充分考虑印度劳动力资源的实际情况，也未采取有效措施大幅提高劳动力素质，导致“印度制造”缺乏起码的技术工人，制造业发展也无法带动实现国民就业。与之相对，从印度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来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 年发布公告显示，文盲人口居于世界首位，成年人文盲竟高达 2.9 亿，占全球文盲总人口的 37%。
36、儿童入学率仅为 85%，小学五年级至初三阶段的辍学率高达 50%，女性文盲率则在一半以上。虽然印度推行了义务教育法，但师资配比和教育管理存在严重的混乱与缺陷。截至 2019 年，虽然印度人口总量高达 13.6 亿，平均年龄仅为 26.5 岁，但文盲率却高达 30%。素质技能水平极低却又过量储备的劳动力，非但未能使印度充分享受到人口红利，反而使其饱受失业率的困扰。2014 年参加大选时，莫迪所领导的人民党承诺将实施新的教育方案，发展教育事业。实际上，20152016 年，印度的教育预算每年低于总预算的 4%，而 20182019 年 3.5%的教育预算创 10 年以来最低记录。因此，如何致力于提
37、高印度的国民教育能力和公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技能水平，以为“印度制造”和经济增长提供合格、长足的人力资本条件，消弭失业人口，将是莫迪经济学面临的重大考验。（五）理论内涵与局限莫迪经济学致力于经济自由化，其开放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经济自由和创新，在莫迪经济学领导下，国家主要职能在于通过消除障碍和提供充分奖励来促进和支持私人投资的积极性27-28。莫迪经济学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外交、市场化改革、营商环境改善等政策的核心，在于吸引投资和寻求国际资本援助，以谋求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在于经济自由主义、资本援助经济和发展结构经济。以此为改革方略和政策着力点，莫迪经济学
38、通过企业和劳工市场化改革，流通体制与税制改革，营商环境与投资限制改革，以及发起“印度制造”和经济外交等针对性发展政策，达到吸引国际资本援助、释放市场经济潜力、提振产业经济活力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在此背景下，取得经济平均增速提升、通货膨胀率降低、FDI 大幅提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改善以及制造业步入正轨并逐步发展等一系列改革成效。但也应该看到，莫迪经济学亲商和亲资本的政策举措，加大投资和建设支出的发展方式，使其忽视了社会分配和劳工利益，削弱了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带来失业长期居高不下、消費持续萎靡不振和外债赤字不断加剧等经济社会问题，其依然面临着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脆弱，劳动力素质和受教育水
39、平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匹配等经济发展困境。这种片面追求投资增长和资本援助而忽视分配失衡与劳工利益，片面追求投资驱动而忽视消费拉动，单一调整产业结构而忽视劳动市场与之匹配，正是莫迪经济学的理论局限所在。五、结论性评述第一，通过经济自由化改革和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印度经济为之一振。自 2014年莫迪出任印度总理以来，以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吸引国际资本援助和完善产业结构为政策改革和经济增长的立足点，采取了简政放权、经济外交、扩大开放、企业与劳工市场化改革、财税与流通体制改革、大力投建基础设施和发展制造业等一系列政策改革，使得印度经济在莫迪政府的第一个任期内平均增速达到 7.3%，一跃成为全球第一，
40、FDI 获得大幅提高，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均有所改善，制造业步入正轨并获得起步和发展。第二，亲商、亲市场、重资本的发展战略也为印度埋下了宏观经济风险的伏笔。莫迪经济学下的印度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商投资，经济政策向国外资本倾斜，然而却忽略了国内产需矛盾不断加剧、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事实。莫迪政府主政期间，印度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疲软;劳工素质与产业发展严重不匹配，失业率创 45 年来历史新高;且外债危机风险加剧，经济结构依然脆弱。贫富差距巨大下的内需不足与劳工素质无法匹配，产业结构失衡极大地限制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很大程度上成为莫迪政府第二个任期内经济增速骤然放缓的原因。第三，低收入者并
41、未享受到莫迪经济学的涓滴效应，反而成就了裙带资本的马太效应。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莫迪经济学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援助和提高一国经济体尤其是资本家的储蓄率，以此刺激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但也助长了裙带资本主义扩张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社会分配加剧失衡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给印度经济带来消费严重受限的阈值效应，增长潜力难以得到长足释放，一旦分配失衡达到某一阈值，必将反噬经济增长。第四，印度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应致力于刺激总需求和提振总供给双轮齐驱。正如 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班纳吉指出，“自莫迪 2014 年任职以来，印度家庭消费持续下跌，这是多年以来前所
42、未有的事情”29。印度巨大且不断扩张的贫富差距与中产阶级的结构性缺失，极大地限制了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脆弱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又严重受制于国际贸易、投资波动与政府财政赤字，这使印度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基于上述理论局限，因此，一方面，改善国民贫富差距，平滑收入分配以扩大内需和刺激总需求;另一方面，提高劳工技能和企业生产质量，实现劳动力与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相匹配以提振总供给，必将成为莫迪经济学调整和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未来，印度经济究竟能否冲破上述理论局限，破解发展困境，我们将拭目以待。参考文献：1 阿尔文德帕纳加里亚，刘丽坤译.莫迪经济学：为何印度将走向长期繁荣？N.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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