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者如何面对当代？李静摘要：近年来，“历史化”渐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潮流。相比之下，如何理解“当代”“当代性”，虽屡见讨论，却多流于高蹈，难见实效。学者贺照田近年来的研究，在社会史与精神史的交会处研读当代中国的身心状态，摸索出若干研究当代的切实路径：细读“日常”;释放身心经验的公共价值;从文字“看入”世界。虽然无法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直接对应，其研究方法却不乏启发意义，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当代性与人文性有机联动的工作方式的真正落地。关键词：当代;细读;身心经验;现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之“当代”的生成与演变，洪子诚曾有过详细梳理1。一般认为，狭义的当代文学是指与“一体化”生产机制
2、相伴生的文学，存在于 19491978 年。而广义的当代文学则泛指 1949 年至今的文学，“当代”只是一个扁平的时间刻度，在具体使用中也常常相当于“当下”的同义语。总之，当代文学既有它的“政治面孔”，亦有它的“时尚面孔”。时代更迭，大家对概念的分裂心领神会，不同的使用方式如平行宇宙般各行其道。但概念的分裂必然会导致学科内研究方式的分离，使其裂变为文学史研究与当下文学批评、当下文化现象研究的两大板块。这种分离无可厚非，不过却带来一个深层后果，那便是文学史研究愈来愈成为逝去历史的考掘学，而当下文学批评则容易成为丧失历史纵深的即时反应。思想史家王汎森在接受访谈时曾提出自己对当代的观察。他认为目前的
3、一大问题是：“满眼都是现在，表示你没有一个纵深，也缺少变化的可能性了。要创造一个跟现在的距离，是件艰难的事情。”2他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海量信息看似多元，实则常常是同质化和标准化的。对许多人来说，不断涌现的“当下”诱惑和霸占着他们的注意力，历史黯淡为不需涉足的他乡。无独有偶，当代学界明星齐泽克虽然始终活跃在各种热点上，但却对当下媒介环境中“虚假的紧迫感”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认为那些媒体上令人烦扰的乱象“带着一种从根本上反理论的论调。我们没时间考虑：必须马上行动。”即时反应、人道主义激情和喧嚷的“马上行动”，在省略掉批判性思考的环节后，已成为习见的景象。有感于此便不得不发问：满眼都是“现在”“必须马
4、上行动”之外，还有没有更有效、更具穿透力和建设性的知识工作方式？换言之，当代如何思想？在此向度上，学者贺照田近年来的研究可谓充满了开拓性，通过考察其若干个案研究，理解他在当代现实与知识生产之间往返的研究路径，可以打开以知识工作应对时代问题的经验空间。细读“日常”个体的日常经验与存在状态并不容易被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虽然自 20 世紀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同于宏观计量学的微观社会分析，试图从小人物的生平或某个社区的历史中发现根本问题，但相较于大规模长时段的规律性分析，这些个案的典型性与重要性总是备受质疑。而在文学研究中，虽然个体经验是绕不开的对象，但研究者往往更习惯于从中拆解
5、意识形态奥妙，忽视直观感性的解读，以彰显其与业余阅读不同的专业性。充满差异与偶然性的个体经验，与追求科学性与确定性的学术研究，似乎难以兼容。但问题在于，当代人做当代研究的特点之一，便是面对着海量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怎样记忆、理解和打开这些经验，是当代研究的责任和义务。贺照田在新近发表的文章从社会出发的知识，是否必要？如何可能？1便生动地示范了解读日常经验的方法。此文源于一次乡建考察经历：2018 年 7 月 17 日，贺照田在河南灵宝罗家村的弘农书院进行乡建调研时，听取了当地一位农村媳妇欢欢关于推广孝亲文化的发言，她同时也是书院的总干事。从发言内容到表达方式，贺照田都印象深刻。回京后，他反复
6、聆听欢欢的发言录音，并在文中逐段记录和细读了发言细节，试图穿过“混杂了一般社会语言、知识分子语言与国家提供的语言”的表述，抵达她经验的真正内核。贺照田最终抓取的是一个最日常的故事，即欢欢第一次给婆婆洗脚的经历：2012 年底的某个晚上，当地乡建的重要推动者何慧丽到欢欢家做客，想要亲自给欢欢的婆婆洗脚。欢欢实在不好意思，只能抢着去给婆婆洗脚，结果正是这次毫无心理准备的、第一次给婆婆洗脚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与婆婆的关系。欢欢认为正是这次经历，给予了她最大的力量，赋予了自己新的人生观。这样的经验对个人成长来说意义重大，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深入的认识呢？文章为“洗脚”这一短暂的日常行为补全了前后文，
7、尽量全面解释此事之所以发生及其如是发展的所有逻辑。故而也就可以发现文中搭建起欢欢的个人经验脉络（缺失但渴望亲情等）、时代脉络（诸如传统孝亲文化的边缘化、乡村老人的存在价值在当代社会习惯性被“无视”等）去定位“洗脚”发生的语境。同时文中也特别注意区分这次经验的特质，与其他媳妇给婆婆洗脚的经历不同，这是一次突然而至的私密接触，反而刺激婆媳双方迸发出最本真的反应，使之不至于沦为一次形式主义的“表演”。文中使用了“慢镜头”“微镜头”般的语言细描洗脚过程中婆媳双方的身心感受轨迹：在这超常的媳妇的“手”与婆婆的“脚”触碰时，欢欢一下跳脱出平时常常抱怨、挑剔婆婆的反应轨道，脑海中出现的都是婆婆的种种好，并由
8、这“好”的认识引发出之前自己对婆婆的种种行为的强烈愧疚。百感交集中，欢欢潸然泪下，既产生出对过去的愧悔，更萌生了对婆婆强烈的爱与感激。正像欢欢所说的，这一切电光石火般一环扣一环发生，使得“从那一刻起，我就改变了婆婆在我心中那个位置，让她这个位置从原来一个婆婆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妈”。而这超常规的一切，和欢欢对这一切的强烈反应，对婆婆也是一种调动。不善表达、当时半被强迫才接受“洗脚”的婆婆，在欢欢泪下时，一把抱住欢欢，从而使“婆婆变成妈”的感受在将明未明的时刻，霎那间被明晰、确证。这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文字，研究者似乎比当事人更明确她们的身心感受，仿佛对待笔下的主人公一样，不断填充经验的缝隙，把不可见的
9、心理体验赋形为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过程。唯有如此，“婆婆变成妈”才顺理成章。贺文充分释放了这一日常行为的心理、观念、历史和社会意涵，从这个饱满鲜活的个体遭遇出发，从个体情感的巅峰时刻出发，去探讨当代孝亲文化、家庭伦理所面对的挑战以及其中蕴藏的改善之道。他认为，正是与婆婆关系的改善，让欢欢意识到“媳妇”在家庭中承上启下的结构性作用，获得了健全自身人格和融入复杂社会的“齐家”意识。个人与家庭的良性互动，既是她进入社会的后盾，更示范了个人在大结构中行为处事的经验。捕捉身心状态的转变节点，细读日常修辞的实际所指，搭建多重脉络的精密链条，进而从中发掘建设性的可能路径“洗脚”的日常经验竟然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的
10、一个支点。但值得追问的是，对普通个体的日常经验进行如此绵长繁琐的解读，真的具有普遍意义吗？极度依赖文本细读的工作方式，会不会扭曲当事人的经验，滑向某种自恋或主观演绎呢？释放身心经验的公共价值“感觉”是贺照田研究中的高频词，标示着其学术特色。如他所说：“我专注的是时代个体生命存在感觉的展开，试图从自己、自己亲人、朋友在内的多数人的欢欣、充实、痛苦与困顿中有所把握和领悟。”他借用俄国作家米普里什文在大自然的日历中的话，将自己的追求描述为“向深处的旅行”“企图深化对我周围邻近的日常现象的领悟”。1朝向深处的旅行，或可理解为余旸的比喻，是一个在“有”的海面下体会和捕捉“无”的暗潮的过程。2所谓“无”，
11、便是那些不可见但又数量巨大的深层观念、情感与无意识。在以赛亚伯林那里，每个人和每个时代的表层下，都有一条道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景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对研究者来说，这些特性是在推进研究时，复杂的“黏稠物质”。贺照田正是通过聚焦时代中那些晦暗不明但却在某些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的“无”，才能把难以名状的身心情感状态作为理解当代社会的法门。在对欢欢经验的解读中，他关注欢欢表达自身经验的方式、内心的价值尺度、伦理观念与道德准则，更关注她行动的基本依据以及带有普遍性的某些习惯。他对 1980 年代这个定型的时段特别敏感，选取对“潘晓来信”加以细读，从中把捉
12、理想主义与虚无主义相互竞逐、有待转向的历史势能4。在他的笔下，这些看不见的日常往往才是酿成巨变的潜流。但想要从身心经验中有所创见，捕捉到真正重要的“无”，实在太过艰难。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调研、访谈等工作方式不同，贺照田依赖的是更为“间接”的文本细读，一种强度极大、极为缓慢的细读方式。在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领域中，最常操练的“技术”也是文本细读。不过，贺照田很早就对 1980 年代以来的文本细读方式做过犀利批评，他认为建立在文本内外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细读，只会让文学成为理论的奴仆5。直到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细读也难以摆脱这样的状况，越是精细化，反而容易误差越大。与此不同，贺照田在三个专题研
13、究中，分别将雷锋日记、潘晓来信、欢欢发言视作“社会文本”，也就是第一手的社會文献，他有一个更有趣的说法“当事人的证词文献”。他将研究对象称为“当事人”，也就打破了文本与现实的隔断，将当事人的表达视为具备公共性的“证词”。雷锋日记关联的是 1960 年代过度政治化的时代脉络，潘晓来信是后“文革”思潮的典型文本，欢欢发言则产生于当代乡建和儒学复兴的大潮中。对待这些一手文献，他拥有着福尔摩斯式的细节观察力。总体上，他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文本，比如雷锋日记，成功的经验没有被词语充分表达，造成了失真的现象;而后毛泽东时代，比如欢欢的发言，又与自己真实的正面经验有所隔膜，无法摆脱既有语言直接讲述。因此，他
14、首先要谨小慎微地辨析经验材料的真伪，厘清能指的实际所指，避免失真和隔膜的误导。这确实类似某种推理工作“真相只有一个”。他的目标是从这些当事人的证词中，确立尽可能可靠、准确和深入的当代精神史的“认知踏脚点”。追求精确性，目的在于寄托遥深。他想经由这些当代身心存在的关键节点，在准确把握的基础上释放精神史和社会史的信息。通过对当事人身心状况的把握，探究其形成机制，既可以解开机制成功运转的奥秘（比如雷锋经验中的“集体英雄主义”），也可以揭开问题产生的真实机制（比如潘晓来信中理想主义的难以转化），进而对症下药，真正承担起时代的认知要求。从个体身心经验出发，落脚点是历史反省和时代认知。雷锋、潘晓和欢欢都是
15、特定历史社会精神脉络中的个人，是依然与当代精神状况密切关联的节点人物，而非原子化的无根自我。个体悲欢不一定随风而逝，在特定时刻，他们承担着时代转变的痛楚，也蕴藏着改变的能量。面对这些，研究者一方面要充分调动自身的感受力、共情力，一方面又要冷静地完成从“证词”到“结论”的推理过程，最大限度地抑制自恋的投影扰乱认知的准确性。这种近乎矛盾的研究状态，对于真正释放日常生活和身心经验的认知价值来说，极为重要。而对当代的研究者来说，基于对社会中自我的充分理解，并充分调动各种脉络来精确索解，才能避免不自觉间被偏见与激情、立场与惰性驱使，真正攀登在认知的阶梯中。从文字“看入”世界贺照田以文本为媒介展开工作，同
16、时又对文本保持高度警惕的态度。相较于文本内容，贺的研究同时强调文本的生产过程才是更根本的。如果不基于后者展开研究，将会忽略重要的事实而导致结论的一厢情愿。对潘晓来信的研究方式便是首先梳理这一文本的制造过程，这对其内容的单纯性和可信度有相当的解构作用。相似的，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生产机制研究往往才被视作决定性、事实性、积累性的知识生产，而对于内容的阐释，往往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与或隐或显的立场制约，显得不够“科学”。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文本的依赖程度，而是字里行间到底能提供什么。贺照田直言中文系的学术训练令其对文字有本能的倚重，他对于当代身心状况的研究也是借助于经验文本展开的。而他真正想要挑战的目标，是穿越文字“看入”世界。他认为“看见”是对世界的直观，而“看入”则是透过面纱真正理解现实。在回顾自己的研究历程时，他曾重点反省了自己从语词到语词、从学校到学院的生存状态所带来的认知限制：从学校到学院的人生形态，掌握的知识、思想资源看似不少，但却不会遭遇必须直面具社会公共性后果的复杂、紧迫现实就摊在自己面前，要求自己必须当即应对的挑战。就是，我是活在今天的历史现实之内，但这种活其实和历史、现实只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在我和历史中极具挑战性的部分不会打照面的意义上，也可说我不过是历史的旁观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