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郑振铎与 10 万卷藏书周铁钧郑振铎，浙江温州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作家、藏书家。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平生热衷藏书，为传承民族文化、保存珍典古籍作出非凡贡献。40 多年的不懈坚持、10 万卷藏书的坎坷经历，堪称中华藏书史上的隽永传奇。承传好家风1898 年 12 月 19 日，郑振铎出生在浙江永嘉县乘凉桥郑家老宅。郑氏家族是世代承传的书香门第，清代就有高祖郑元璧、叔祖父郑允展等 5 位先人考中进士。爱书喜读的家风为郑振铎积淀下优秀的血脉传承，他十几岁念私塾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名著。40 多年后他回忆说：“余素喜治流略之学，童稚时，不但通读汉书
2、文志古文观止等，尚手录隋书经籍志八史经籍志等，时自省览。”1917 年，郑振铎考入北平铁道管理学校，课余最喜欢去浏览旧书市，眼望褐黄的书卷被风吹日蚀，深叹自己无力拯救古人的珍贵典籍他订成一册求书日录，在扉页写道：“我要把保存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从那天起，他发现善本、孤本、钞本等珍籍，就把书名、作者、印刻年代、卷数等信息详细记在求书日录上，在北平读书 3 年多，以史籍、诗文、戏剧、故事等分类，共记载古籍 4800 多种，为日后搜书、藏书积累了可靠依据。手抄救孤本1921 年，郑振铎毕业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做译文编辑。一次，他出差浙江鄞城（今宁波鄞州区），闲暇步
3、入一家旧书屋，发现一套元代古籍录鬼簿，这套书记录了金、元两代 80 余位知名杂剧、散曲艺人的生平和代表作。他想买下，但店主要价过高，只得请求租阅，结果店主只允许他在店里看，不许拿走。恰好店主家楼上开客栈，他便租住楼上，雇来两位誊写快手，加上自己，3 人圈在屋里两天一夜，把录鬼簿全部抄完。后来，这部原书佚失，中华书局 1960 年出版的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就是依照郑振铎抄本排印的。1927 年，郑振铎因投身反帝反专制斗争，受到军阀政府通缉迫害，不得不远赴英法等国避难。到英国的第二天，早已抵达伦敦的舒庆春（老舍）、朱光潜等人为他接风，对他说：“这里的图书馆有许多从祖国掠夺来的古籍，你要去看一看，对
4、藏书大有益处。”当郑振铎走进大不列颠图书馆，果见难以计数的中国古籍。翻阅更为震惊，许多踪迹难寻的孤本、善本，都默默躺在异国的书架上，他暗下决心：带遭劫的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回家”！但图书馆有严格规定：古籍只可阅读，不许借走、抄录。这难不倒郑振铎，他在阅览室把古籍段落背熟，再到休息室默写下来，后来觉得太耗力费时，便把白纸粘在大腿的裤子上，穿起大衣，坐在阅览室偏僻角落，撩开大衣偷偷地抄。一个人太慢，就找老舍、朱光潜等人帮忙，在英国几个月，抄得 10 多万字珍贵孤本，还浏览了绝大部分中国古籍，并作了详细记录，回国后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等专著。倾家购善本1928 年至 1937 年，郑
5、振铎创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数十种专著，稿费所得换来了万卷古籍。他购书、藏书不惜代价在文化界颇具名声，当时的文史专家王伯祥说：“西谛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1938 年 3 月的一天，郑振铎在旧书店发现一套赵琦美手抄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赵琦美是明代“脉望馆”藏书楼主人，万历年间，他竭力收集整理元、明两代各类剧本，耗时 3 年多，手抄剧目 242 部，集成甲编乙编两套共 64 册古今杂剧，堪称元、明戏剧大成，是弥足珍贵的善本。他与店主杨寿祺讨价还价，最终以 1000 元讲妥。郑振铎拿出全部积蓄，变卖值钱家当，最后把呢子大衣、礼帽都送进了当铺，才筹
6、足款项。取书时他还托付杨寿祺帮忙打听乙编的下落。没几天，杨寿祺有消息传来：乙编32 册在闸北“集宝斋”古董商孙伯渊手中。郑振铎急忙去找孙伯渊，谁知他也热衷藏书，已寻找甲编多年，得知被郑振铎购得，竟提出两个意想不到的条件：“一是我出 5000 元，买你的甲编;二是你出 1 万元，买我的乙编。”孙伯渊想以漫天要价、给对方一笔赚头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料郑振铎并未还价，一口应承出资 1 万元购买乙编。原来，郑振铎早有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宅，最少值两万元。但张罗出售不禁叫苦，当时上海局势紧张，日本轰炸机常常掠过，防空警报不时响起，民众惶惶，都无心购置房产。他只得四处托关系，把房屋抵押给银行，拿到 50
7、00 元贷款，急忙全部交了定金，并與孙伯渊签下协议：余款一个月内付清。此时的郑振铎，再也无力承担巨额购书款，他请来好友张元济（商务印书馆总编）、程瑞霖（暨南大学校长）、张咏霓（光华大学校长）等人商议，终于凑足了 5000 元。郑振铎购得全套善本，撰写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说：“得古今杂剧最为重要，它在中国文学宝库、历史文献资料里是一个巨大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大隐隐于市1941 年 12 月，日军攻陷上海，文化界许多爱国人士有的投奔陕北解放区，有的远走重庆大后方，但人们却不知郑振铎去了哪里，许多好友也不清楚他的下落。1942
8、年元旦刚过，上海居尔典路（今湖南路）一条里弄的二层小楼，搬来一位长衫礼帽、戴着圆眼镜的新房客。不久，街坊得知他姓陈，是个书商。渐渐地，街坊发现，陈先生勤快热情，每天晨练时都把弄口打扫干净，邻里有事总来帮忙，但他很少出门，只是躲在楼里看书、写字。上海沦陷前，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劝郑振铎去延安，那里是他多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但数万卷藏书如何带走？几经慎思，他还是下定决心留下来。他悄悄租好房子，在好友唐弢（后任文汇报副刊主编）的帮助下把藏书运来，除去家人，谁也不知他的居住地。怕暴露行踪，他不敢回家，家人也不敢来看他，湿冷严冬，独自守书，仰望寒天朦月，他心中涌起阵阵伤感，慨叹万千，禁不住命笔疾书：“大地黑
9、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世何地，均姑不闻问矣。”在他心绪低落、思想灰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唐弢转告：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他冒险留在上海守护藏书，对他这种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文化遗存的精神十分钦佩，并带来口信一旦有危险，只要到指定地点，用暗号联系，马上有人安排他去苏北解放区。中共党组织和陈毅军长的关怀，让他备受感动，极大增强了藏书、护书的信念和决心。郑振铎在浦江滩头阴霾笼罩、十里洋场血雨腥风的逆境中，忍辱负重、历尽艰辛，护书、读书、写书，坚守了 4 年多。郑振铎繁忙工作之余，把整理、阅读藏书视为最大乐趣，他常常捧卷凝神，仿佛每套、每册都是记忆的留存，都有难忘的故事。眼望一排排、一摞摞饱蕴历史沧桑的珍籍古卷，他经常自语：“倘若我不在人世，这些书全是国家的。”1958 年 10 月 17 日，郑振铎率团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不幸飞机失事罹难，享年 60岁。他去世后，许多商家前来收购藏书，有的出价高达 40 万元，但家人遵照他生前“这些书全是国家的”这一遗愿，把珍藏的 94400 多卷古籍全部捐给了国家，最好地实现了他生平的藏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