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钱锺书译论“郑笺”笔记黄维樑郑延国撰成“系主任”钱锺书研究钱锺书的学问，谓之“钱学”;钱学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越来越开放、开展，而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在列举不尽的钱学论著中，有一本书稿名字颇为别致，是为“系主任”钱锺书，作者乃长沙的郑延国教授。为什么是这样的书名？请听作者道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被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庆幸之余，亦难免几分失落。后来得知，湖南师范学院的前身是三十年代的国立师范学院，而钱锺书竟然是这所学院外文系的首任系主任。如此一来，湖南师范学院外语系的学生，一个个都名正言顺地成了钱氏的徒子徒孙。于是，失落的情绪立马转化为喜悦的心情，继而又升华为振奋的力量。”后来，
2、郑延国当了教师，从八十年代开始，便结合翻译教学对“系主任”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加以研究，写出了不少文章。成为教授之后，以至退休多年了，还是情系“系主任”，写“系主任”的文章大都已收进英汉双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方圆和潇湘子译话三本书中。“系主任”钱锺书是近年完成的，仍然论的是钱锺书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郑氏这些著作为钱学大楼美美地加好砖，添佳瓦。郑延国和我同为“向钱看”的人，尊敬钱老，可算是“钱迷”。这些砖瓦也可以说是为数可观的“零钱”，把它们收集贯串起来，加以说明装饰，就是这本书稿。钱锺书的翻译论评，这些“零钱”是散见钱氏不同书卷的吉光片羽，郑延国拾起来，一一交代背景，加上注释和评论。这本书
3、稿正文有二十篇，分别为：一、毛泽东和鲁迅、钱锺书;二、解说信达雅;三、笔涉严又陵;四、评红楼梦英译本;五、为抗日烈士译著写序;六、诗赠龙榆生;七、二书三人六首诗;八、七说堂吉诃德;九、马克思情结;十、司汤达的东方知音;十一、衹惭多好无成就;十二、诗中有“书”;十三、钱版“我们仨”;十四、函中论学;十五、答大公报问;十六、谈艺录中说袁枚;十七、为钱锺书一辩;十八、书谱点评;十九、屈原粉丝;二十、“绿”字入诗。本书还有几篇附录，是与钱锺书夫人杨绛以及杨必有关的。钱锺书如何翻译毛泽东延安讲话里所引鲁迅名句，钱锺书对严复“信达雅”名论如何褒贬等，都有允當到位的“郑笺”。我阅读“郑笺”，收获多益，做了笔
4、记。“多益”！诚然，我联系到“古老”TOEFL（“托福”）的“晚辈”TOEIC。TOEIC 的全名是 Test of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国际性英语交流能力的考试），中译是“托业”。我认为如果把 TOEIC 翻译为“多益”也未尝不可，而读钱锺书的翻译实践和理论，也读郑延国的注释和论评，岂非在学习英文上可获多益，对应考 TOEIC 是有助益的。毛泽东和鲁迅、钱锺书在书稿的第一篇里，郑延国说中国文苑中，有两位巨擘曾受益于毛泽东。“一位是鲁迅，其受益于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以至声誉齐天。另一位是钱锺书，其受益于翻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由是数免
5、其难”。郑说洵为知言。钱锺书在五十年代翻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毛引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郑氏引钱锺书的一文如下：“Fierce-browed，I coolly defy athousand pointing fingers，/Head-bowed，like a willing ox I serve thechildren。”并曰：“毋庸置疑，译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气势上均逼似原句，堪称入于化境的典型。”窃以为，钱锺书对鲁迅未必十分推崇，但总是要忠于职守，把原作妥为翻译。钱所译诚然已道出了原文的意义;在形式上，原文的“横眉”和“俯首”都各自翻译为两个音
6、节，第二个音节且押韵，甚为难得。“横眉”和“俯首”在原文构词方式一致;在英译中，则不一致，不能苛求了。译文的首句有十四个音节，次句只有十二个音节，不够统一，令人略感遗憾。译文首句的句法和原文一致，次句则不然，因此有失对仗之工整美;反过来说，次句句法异于首句，乃有参差变化，可说具有另一种美。英语读者不晓得汉语文学中对仗的重要，读钱锺书所译，也许会觉得其翻译并不呆板，是好的。我始终认为译文应以对仗工整为能“信”（严复名论“信达雅”中的“信”）;还有，译文如果两句音节数目一致，乃佳。不过，我这里所评，乃从“止于至善”要求出发，实在太严。郑延国道出钱锺书翻译毛泽东鸿文的背景后，加上下面几句：“据说钱锺
7、书对鲁迅向来持皮里阳秋的态度，但此番翻译鲁诗，他一定感触甚多。三十余年后即 1986 年，他曾在公开场合宣称：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笔者以为这当是钱先生的肺腑之言，而不可能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态。”郑教授所说有相当道理。我对“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一语甚感兴趣。毛泽东曾用九个“最”字赞扬鲁迅的伟大，把他神圣化了。钱锺书是位杰出的文体家，主张作品有“行文之美，立言之妙”，话里每每藏有玄机。钱的文句可解读为：我们可从神的角度观察鲁迅，也可从人的角度观察他;如此，凡人的缺点，鲁迅也是无可避免。钱锺书这里也有点“皮里阳秋”的意味？解说“信达雅”第二篇的首段，郑延国说：“
8、钱锺书在管锥编第三册第一千一百零一页至一千一百零二页就信、达、雅说了一番话，而且还在页注中引了法国人的一句法文原文和德国人的一句德文原文，供读者参考。是册目录中，这番话被冠以译事三难的小标题。”在中国的翻译史上，“信、达、雅”说，大概是被诠释、讨论得最多的翻译理论了。钱锺书的原话，此处不及引录。郑延国将钱先生的这番文字又反反复复地读了好几遍，深感其至少含有四层意义。首先，探明了严复所标榜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源头;其次，阐释了“信”的内涵;再次，解析了“信、达、雅”之间的关系;复次，指出了“直译本”曾为人诟病。何谓“信”？在钱先生看来，第一，“信”里面包括了“达”和“雅”;第二，“信”表
9、示译文既要传达原文的“义旨”，又要亮出原文的“风格”;第三，“信”尤指译文必须注重原文的意义，但不必为原文的形式所拘囿，即“得意忘言”，使译出来的文字，既能充分传达出发语的意义，又具有目的语的通顺流畅，从而能够“解人难索”。“解”者，“解除、解围”也;“难”者，困难也;“索”者，“寻找、求索”也;“人”自然是指目的语读者了。郑延国对钱锺书说法的诠释深得我心。诚然，“信”应该包括了“达”和“雅”，特别是“雅”;换言之，原文风格优雅，译文也要风格优雅;原文风格俚俗，译文也要俚俗。“达”指文辞达意，文意通达，读者才容易了解;原文达意，译文当然也要如此。问题是，原文如果是句子结构复杂、手法刁钻的书写，
10、翻译者如何既能“信”而又把原文翻译得通达、畅通呢？余光中先生论“中文西化”，有“恶性西化”之说。其意谓写中文的人，受西化语法影响，以致文句长、句子结构复杂，结果读者理解费力;换言之，外文，以英文为例，有不少著名的书写，其句子是字数很多、句子结构复杂的。余光中主张翻译这类书写（最少是实用性书写）为中文时，应尽量破解原文关节，把一长句分为二、三个较短的句子，以便读者理解。苟如此，“达”的原则符合了，但却不“信”即不能保留原文结构复杂的长句的风格。于是，“信”与“达”就如忠孝一样不能两全了。我这里所说，和郑延国下面所讲的，正是“所见略同”：“显而易见，解人难索就是指译文不要让译语读者在其字里行间困难
11、重重地寻求原文的意义。君不見，有几多译文，尤其是哲学领域的一些译文，由于译者以蛮狠之力译出，译语往往诘屈聱牙，译语读者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探出其中的奥妙。这样的译文与解人难索的译文相比，自然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了。”郑延国所诠释的“信”“尤指译文必须注重原文的意义，但不必为原文的形式所拘囿”。这使我想起余光中的理论“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和刚刚所论的“不能两全”是一个道理。诗歌重格律形式，如果翻译中“意”与“文”不能兼顾，就始终有遗憾，也就难怪美国诗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有“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translation”（诗是在翻译中失掉
12、的东西）的叹息了。笔涉严又陵第三篇中，郑延国讲钱锺书如何评论严复。钱锺书对严复有肯定有夸奖，亦有微词。郑延国引述钱锺书的话，钱说严“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学亦求卑之无甚高论者，如斯宾塞、穆勒、赫胥黎辈;所译之书，理不胜词，斯乃识趣所囿也”。我对严复的著译缺乏研究，因此难以评论钱之评论严，到底严不严。上面说过，郑延国尊敬钱，是“钱迷”，但他敬钱而不拜钱，不视之如圣人、神人。接着刚才所引，郑氏说：“钱先生的这番话分明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严复缺乏深邃的思辨能力，故选题起点不高;二是严复所学专业有限，故表达有欠科学规范。钱先生的说法，从翻译批评的视角来看自然无可厚非。不过平心而论，在思想闭塞、危机四伏的清
13、代晚期，能有严复这样一位国人，冲破层层思想束缚，大胆地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自由理念介绍进来，实实在在是一件足可名垂青史的大事。钱公评人议事，偶有苛求之处，当是性情使然矣。”论者谓钱锺书是文化昆仑，名望崇高;钱老对后辈，即使后辈才学普通，也不“俯视”，而多予以鼓励。他对前辈名家则每每严厉评骘，盛传钱锺书年轻时对师长辈已有“太懒”、“太笨”等讥讽或恶评（对此钱夫人杨绛曾代夫否认），他对严复“苛求”，也许是这种心理的反映。郑对钱“苛求”的析论，知言也。书稿的第二篇解说了“信达雅”，现在这第三篇继续讲这著名理论。钱锺书是大学问家，为学最能博观，对种种言说的来龙去脉喜欢穷追猛索。钱迷郑延国熟读钱氏管
14、锥编，摘出此书中关于“信达雅”立论来源的说法如下：“1934 年，他（钱锺书）在中国评论家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内中将信达雅英译为 fidelity、intelligibility、polished style，且以英文一一诠释如次：信者，乃 renderfaithfully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达者，即 observe the usage of the nativetongue so as to be readily understood by readers who cannot read the original;雅者，指 possess high lit
15、erary merits。尤有甚者，钱锺书在是文中对严复信达雅源于英国人泰特勒三原则的传言进行了批驳。泰特勒的三原则是：译作思想一如原作，译作风格手法一如原作，译作通顺程度一如原作”我这里略去郑的论证，只引这段“郑笺”的结语：“钱锺书的精辟分析，为严又陵挽回了面子，夺回了发明专利权，真是一桩值得额手相庆的美事啊。”郑这段笺注，让我们读到钱对“信达雅”名论的英文翻译，也让我们知道钱氏虽然对严复有“苛求”，他还是拿捏分寸，力求持平的。郑延国又说：“钱锺书对严复信达雅说的探索并未止步如此。七十年代，他撰管锥编，又一次提及此说。在第三册第一百零一条中他先引支谦法句经序，谓严复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我据
16、此提示打开管锥编有关篇页，果然，“信、达、雅”三个关键词在法句经序短短的几句里出现了。钱锺书的考据，让我们知道“信达雅”说的源头不在西方，而是在东方。说到钱锺书对严复的“苛求”，我或可加一两笔。汪荣祖教授十一年前在台湾“中央大学”的钱学研讨会上发表文章，其中曾列举钱氏对当年不少名家的评语。这里补充引述一下，如王国维“笔弱词靡，文秀质羸”，康有为、章太炎两家之书也“不甚餍心”，康有为的诗更是袭取龚自珍，“效颦学步”，如此等等。（汪荣祖非常推崇钱锺书，也是个“钱迷”，最近的书讯谓其新著槐聚心史由中华书局出版）钱锺书评骘诸家，令我想起一千五百年前刘勰对曹丕、曹植、陆机等人所著诗文评的针砭。种种负面评
17、价，或许为了“正得失”，或许有“相轻”的潜意识，或许带有一种打破偶像（iconoclasm）的心理。评红楼梦英译本第四篇乃关于红楼梦的英文译本。郑延国引了钱锺书给一位晚辈学者信里的话：“David Hawks 以所译 Story of the Stone 新出第三册相赠，我看了一些，觉得文笔远胜另一译本。我回信中有云：All other translators of the“Story”found it“stone”and left it brick。”钱氏贬抑红楼梦的译者，认为原著是“石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译文差，是“砖头”。该晚辈，后来还有郑延国，对钱锺书的句子加以考证，指出钱言乃对
18、“一句罗马名言的反用”。此外，英国文豪约翰生博士赞誉德莱敦的成就时，则直接引用，只是把原来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而已。郑延国还这样引述和形容约翰生的翻译：“罗马文的名言在博士的鹅毛笔下顷刻变成了具有软、轻、缓三大特色的英文：He foundit brick and left it marble。”（意为“他得到的是砖头，留下来的是云石”）錢锺书的英文句子该怎样翻译成中文呢？郑延国引述该晚辈学者对钱言的翻译如下：“此记所有其他译者开始看见的是一块石头，离开时却已成了砖头。”郑延国本人则这样我步其后尘，将是句反复推敲后，转换如是：“几乎所有的译者都以为自己捧起了一块巨石，一番辛勤锤凿之后，留下的却是片
19、片碎石，唯独霍克斯例外。”拙译与信达雅相去甚远，单就字数而言，就比原文多出了整整三十个字。只是觉得译文与翻译文化学派领军人物勒弗菲尔的文本重写说法即 rewriting 有一点点靠近。郑延国的翻译确实是接近一种“文本重写”。当然，他太谦虚了，钱锺书原文的“stone”一语双关，双关语是常常使得群“译”束手的。我也来尝试一下。如果要翻译得简练些，是否可以这样：“所得原著是云石楼台，既成翻译若瓦砾碎片。除尊译（霍克斯之译本）外，其他所有译本皆如此。”拙译暗藏名言“七宝楼台拆卸下来不成片段”之意。对自己的句子，钱老会怎样翻译呢？让郑延国和我联名发一封微信到云端，向钱老请教？钱锺书信里的“All ot
20、her translators of theStory”（“所有其他的翻译者”），我想一定包括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郑笺”中却没有指出来，大概是作者宅心仁厚。我认识的几位朋友中，宋淇和黄国彬都也都认为两个译本比较，霍克斯译本为优胜。我自己没有调研，没有发言权。印象里，东方翻译（双月刊）有论文较为细致比较过霍克斯译本以及杨宪益、戴乃迭译本。郑家溉钱锺书郑延国中国文化郑延国教授是郑家溉先生的十一孙。郑家溉（18731944），长沙人，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以书法名于世，更是抗日烈士。长沙县志（北京三联书店 1995 年版）这样记述其事迹：“1944 年 6 月，长沙沦陷。郑家溉避难湘乡。旋湘乡亦陷敌手
21、。日军侦知郑家溉所在，派兵逼其出任维持会长。遭严词拒绝，被日兵劫持。当经檀树塘时，郑家溉见满塘清水，再也不肯前行，乘日兵不备，纵身投入水中，谁知水浅，复死于日兵乱刀之下。”郑延国出身爱国的书香之家，虽然读的教的都是英文，但中国文化底子甚厚，中、西学问兼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局势动荡时，钱锺书本可迁移，但坚决留在国内，无怨无悔。他爱国，爱中国的文化，“打通”中、西，在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和攻击的年代，让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我认为“钱迷”之所以是“钱迷”，除了倾慕、折服钱氏的博学卓识外，也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肯定有关。郑延国为“钱学大楼”加好砖，添佳瓦，我认为应该也有这种意识。读“系主任”钱锺书，获多益之余，我先写下若干心得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