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世凯早期史事订误侯宜杰关于袁世凯早期的史事，有些出版的著作所述错误颇多。史料的不断公诸于世，包括影响很大的袁世凯三女静雪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袁世凯（以下简称袁文）同样暴露出失实之处。本文兹就若干明显问题，加以订正。一、袁保庆有无金姨太袁文写道：袁世凯的嗣父保庆“有一个很得宠的姨太太，叫做金玉，是和牛氏（按：袁之嗣母）不和的。我的父亲当时年纪虽小，却能够在这两个人中间设法调和”。有的著作据此又加想象发挥。周岩著袁世凯家族（以下简称周著）明确说保庆“还有一位很宠爱的姨太太金氏”。郭剑林、纪能文著瑰异总统袁世凯（以下简称郭著）跟着讲，“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姨太太金氏”。此乃无稽之谈。中议公事实纪略行述记载
2、得非常明确，袁保庆一生除妻子牛氏外，只有两妾，一王氏，一陈氏，没有第三个姨太太金氏。在 1877 年至 1891 年致其二姐的数十封家书中，袁世凯在信尾署名之后，几乎均顺便带上一句“两位姨奶奶之前叱名请安”，或“二位庶母大人前叱名请安”之类的话。他在致堂弟世承的信中更明白指出两位姨奶奶或庶母就是“陈姨奶奶”、“王姨奶奶”。如：“继母（按：指妻子于氏）及陈姨奶奶四月初可到津王姨奶奶恐受我骗，坚不肯出，亦无奈何，将视我为何如人耶？”在家书中，他从未提到另外还有一位金姨奶奶。由此可见，袁保庆有个金姨太太之说是缺乏根据的。如果袁静雪所言“金玉”无误的话，这个“金玉”当为陈氏和王氏之中某一位的名字，而非
3、姓金名玉。袁世凯与陈氏的感情很好，对王氏就差些，因为其嗣母牛氏去世后，王氏闹着要名分，自比牛太夫人。袁世凯很恼火，数次致函世承说：“伊（按：王氏）如谓自可比先太夫人，宛以上人自居，则大谬矣。我为家长，何能反作奴才耶！容（按：袁自称）无他意，惟在名分耳。如伊自知其分，我无不好待之理。”“容只一嗣母，已弃养，讵容他人任意充混耶？可笑。”据此推断，“金玉”很可能是王氏的名字，因为她不太安分，爱闹事，当年与牛氏不和是可想而知的。二、袁克定的乳名袁静雪说：“大哥（按：指克定）生下来的时候，由于额上长着一块记，所以他的小名叫记光，也叫小记儿。这一块记，到他长大就没有了。”此说为某些著作所采纳。其实，这种说
4、法出自想当然，因而把名字也写错了。克定的乳名叫“继光”，而不是“记光”。袁世凯在家书中多次提到他，只写“继光”、“继儿”，从不写“记光”、“记儿”。其次子、三子的乳名，亦按“继”字而命。次子克文的乳名，初由世凯十叔命为“继前”，后改为“继昭”。三子克良生下时，由世凯生母刘太夫人命为“继善”。至于克定乳名的含义，当然也不是因其额上长着一块记。袁世凯在 1883 年 12月致其二姐的家书中讲得极为清楚：“并寄数十金为继光请先生教读之资。吾家本读书人，至弟不肖，荷戈从军，荒弃世业，切不可再使子弟如弟之不肖也。已详请于母亲大人，务求老先生不常回家者方为相宜。如二姐大人明春回里时，亦乞随时督催，使继光能
5、称其名，继吾先人之光也。”三、袁世凯接妻子于氏出来始于何时袁世凯次子克文在先嫡母传中写道：于氏婚后，“先公即远征，遂留家侍养先公练兵小站，先嫡母始从焉”。说于氏婚后一直未离开河南陈州、项城，直至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才离开家乡，跟随袁世凯。袁静雪则说于氏第一次被袁世凯接出来在 1900 年。袁文写道，袁世凯因为于氏偶然的一句话，“认为这是她有意揭他的短处，一怒之下，从此不再和她同房我父亲做官以后，一直把她撂在项城乡下。后来我父亲在山东巡抚任内派人迎接我的祖母刘氏，她才随我祖母一道来到济南任所”。袁克文的记述未引起人们注意。自袁静雪此说一出，立被有关著作广泛采用，众口一词，殆成定论。其时没有新的史料
6、出版，采用这一说法自在情理之中。之前出版的袁世凯家书证明，上述两种说法均不正确。事实上，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于氏两度去过汉城，而且每次均住了很长时间。袁世凯与于氏的感情的确不好，他在致二姐的家书中屡有表露，到朝鲜任職多年，均不让于氏跟随身边。于氏欲去朝鲜，他得知后也去信阻止。但至 1889 年，于氏终奉了婆母之命，带着克定去了朝鲜。她到达的具体时间不明，而抵达汉城则是毫无疑问的。8 月 8 日，袁世凯在致其二姐的信中写道：“继光母子在津时，因未见吾姐大人手谕，或恐非出于母亲大人慈意，故候查明，至稍迟接，罪其悚甚。继儿在此读书甚有长进继母（按：指于氏）在此，弟亦时常训斥，亦不敢责打继儿。”他不
7、愿于氏久住，接着又以侍奉母亲为由，告诉二姐，打算秋凉后将继光留下读书，“令其母先回，代弟侍奉。”然而于氏秋后并未回去。他在 11 月 28 日的信中又说：“继儿念书甚好，继母明春拟回陈（按：即陈州）。”可他对于氏相当厌烦：“继母糊涂，来此数月，弟继添一桩闲事，殊无谓。”1890 年 4 月牛太夫人病情加重，他拟令于氏“先回探奉，嗣因迭奉谕阻”，于氏仍留汉城。过了半个多月，袁世凯还是把克定留下，让于氏回陈州去了。他致二姐的信云：“继母力言母亲大人有奶上病，且五妹将出闺，必请回陈侍奉照料，自是明白大道理话，不便阻拦，已派王凤祥等送回。”此乃于氏第一次离家探夫，在汉城至少住了 9 个月。于氏第二次至
8、汉城在 1893 年 6 月中旬。同月 20 日，袁世凯写信告诉世承：“继母来。”这次于氏何时回去，袁世凯信中没有单独写到，大约是 1894 年随其生母刘太夫人等一起走的。这年 2 月 22 日他在信中说：“今年四五月拟先奉慈舆内渡，眷属均行。”6 月，日本在朝鲜蓄意挑衅，袁世凯立即把所有眷属送到仁川平远舰，23 日该舰驶回国内。四、三姨太金氏袁世凯有三个朝鲜国籍姨太太，即第二、三、四姨太太。关于二、四两位姨太太的姓氏、出身和嫁给袁世凯的过程，袁克文和袁静雪的说法均不一样。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资料，难以判断。三姨太太金氏乃克文和静雪的生母，据克文记述，她家为望族，系朝鲜国王李熙赠与袁世凯的。静
9、雪说她乃王妃之妹，故以为嫁给袁即为正室，而结果却是她和她的两个陪嫁姑娘一齐被收为侧室，并且按照年龄大小，把她排为三姨太太。金氏到底是怎样被纳为妾的？袁世凯在致其二姐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1890 年5 月 21 日的信写道：“弟有用婢，未告纳。去冬十月有娠后，因漏胎二次，疑不为娠。近形迹已大露，据医生及老妈云，的是有娠，在其左，或卜男，计六七月可解生。十三年来，未立继丁，老亲时为盼，今果生男，可又慰慈怀，乞代禀。惟未告纳，已将生子，殊为惭罪。海外生子，殊多未便，又添些费，自笑自苦。至该婢解生在即，不便不纳，已暗纳，未告人知。”金氏的名字，过去不为人知。袁世凯 1890 年 8 月 2 日告诉了二
10、姐：“有娠之婢是其小者，姓金名月仙，本名云溪。计月间即将解娩，待见男女，即飞禀慰慈怀。据云形状似将生男，惟海外殊不便耳。”果然，8 月 31 日（农历七月十六日）金氏生下一个男孩，此即袁世凯的次子克文。从信中可知，三姨太太原名金云溪，至袁家后始改名月仙。她并非明媒正娶过来的，更非明许为正室。她开始只是袁家使用的婢女，因为袁世凯好色，便与她发生了暧昧关系，她曾流产两次，那时袁世凯尚未纳她为妾。只是在她第三次怀孕而又形迹大露，不久快要分娩的情况之下，他才“不便不纳”。此事不大光彩，所以他采用的办法是“暗纳”，“未告人知”。安东的金氏家族在朝鲜确为望族之一，但姓金的普通百姓更多。由上述的情况不难看出
11、，金月仙决非出身于高贵的望族，她家的社会地位属于下等，经济状况也很不好，否则不会到袁家为婢女，为袁世凯所玩弄，直到被纳为小星。五、1881 年袁世凯在北京是否遇到“翰林”徐世昌袁文说：“他官既没有捐成、钱又输个净尽，正在落魄无聊的时候，恰巧遇见了已经考中了进士、做着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问明究竟，便资助他回项城。”周著也袭用此说，并云“这时的徐世昌已是点了翰林的京官”。郭著亦云，袁世凯在京见到徐世昌，但指出徐世昌秋闱不利。查徐世昌年谱，徐于 1880 年 4 月后一度在叶县，其余时间均在鄢陵读书。1881 年随妻兄席锦泉县令去武陟，从未离开河南一步。因此，说 1881 年袁世凯与其在北京相见，纯
12、系揣测之词。徐世昌在北京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为 1882年，因此更谈不上中进士，点翰林。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投入庆军了。六、袁世凯投庆军的经过关于袁世凯投庆军的经过，袁文是这么说的：他先到上海谋事，不成，结识了妓女沈氏，即后来的大姨太太，沈氏劝他另谋出路，并资助盘费。他便由上海去了山东，途中又结识了进京应试的阮忠枢，阮帮助了一些川资。他径直到了登州，向吴长庆投效。周著大体采用上说，只是略去了途中与阮忠枢相遇之事。但到上海之前，却又增加了袁世凯由北京南下广东潮州投奔府知事兼办潮关的周馥这样一段经历。说他在周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周馥帮他捐了个正五品的同知，又写信把他推荐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他拿着
13、信没有马上投奔李鸿章，转道去了上海。郭著基本上综合了前两种说法，不过又加了许多离奇的情节。如说周馥为袁世凯“祖父袁甲三的部下和叔父袁保慶的兄弟”，让袁世凯做了一名记室，见他对这项工作不耐烦，就写信推荐给李鸿章。他到上海忽然胆怯，便决计不去天津。在上海他不仅结识了沈氏，而且赠给她一联：“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己少;英雄落魄，百年岁月感怀多。”更有甚者，他正百无聊赖，在客栈里把玩两个由他祖父传至嗣父又传到他手里的鼻烟壶的时候，同室的阮忠枢认出了此物，便问他认识袁保庆否，他答复之后，阮忠枢介绍了自己，并云“曾在令祖父幕中效力，多蒙垂爱，侍奉左右。因此，对此鼻烟壶极为熟悉”。接着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劝他
14、去投奔吴长庆，给了他一些盘费，写了一封推荐信。他马上找到沈氏，吐露心思，沈氏立表赞成，并予资助，设酒饯行。于是他即到山东登州（原注：今山东烟台）投奔吴长庆，“这时的吴长庆已经是实授浙江提督了。”在讨论袁世凯这段经历的真相之前，首先应指出上述几位作者小小的“疏忽”：1.“祖父袁甲三”和“叔父袁保庆”，错。应为叔祖父袁甲三，嗣父袁保庆。2.周馥曾是袁甲三的“部下”，错。周馥 1860 年始离家投入湘军，次年 12 月即入李鸿章幕府，至 1863 年袁甲三去世，一直在李幕，根本不曾在袁甲三手下工作过。3.“府知事”，错。当时的官制没有此一名目，应为府同知。4.“登州（原注：今山东烟台）”，错。登州自
15、唐朝设立，明初升州为府，清因之，治所在蓬莱县（今蓬莱市），而不是今日之烟台。5.“这时吴长庆已是实授浙江提督了”，错。吴长庆授为浙江提督在 1880 年（光绪六年），“寻调广东水师提督，未之任，会法越军事起，命帮办山东军务率所部屯登州。”这时其职衔应为广东水师提督。6.袁世凯赠妓对联及玩鼻烟壶被人认出之事，原载野史袁世凯轶事，郭著使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野史中受联的妓女吕商英改为沈氏，把认出鼻烟壶主人的王雁臣换成阮忠枢。现在让我们看看袁世凯有无潮州之行。欲知有无其事，首先应知周馥此时是否在广东潮州为官。查周馥自著年谱，自 1871 年由李鸿章调到直隶至 1894年甲午战前，他没有在直隶以外的地方
16、做过官。1881 年即袁世凯从军的这年，他丁忧期满，5 月回到天津，奉委会办海防支应局，7 月，署理津海关道。也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的堂叔保龄被李鸿章调到北洋帮办海防，周馥在北洋的消息他有可能从保龄那里知道。即令他不知道，袁世凯若果在此时到了广东，当然不可能找得到在直隶为官的周馥;周馥为其捐官、写推荐信等等，就更无从谈起了。可见袁世凯潮州之行纯系子虚乌有。再看袁世凯与阮忠枢相遇。郭著说，阮忠枢曾在袁世凯“祖父幕中效力，多蒙垂爱，侍奉左右”，因此对其祖父传下来的鼻烟壶“极为熟悉”。此处所云“祖父”，按字义当为袁树三。且不说这个小小的陈留县训导有无幕府，即使有，早在 1844 年他就去世了。阮忠枢呢
17、？他在袁树三逝世 23 年后才降生人世，怎有可能在其幕中效力呢？“祖父”或许指的是当大官的袁甲三，而袁甲三也早在 1863 年去世了，在此后 4 年降生的阮忠枢同样绝无在其幕中效力的可能。似此说法，直同海外奇谈。袁世凯投军之年 22 岁，阮忠枢小他 8 岁，才 14 岁，他年龄如此之小，是否会独自由原籍安徽去上海，再由上海转北京，姑置不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年（1881 年）并不是举行乡试的年份，下一年才是，阮忠枢怎会在没有乡试的年份去北京应乡试呢？至于他为袁世凯写推荐信给吴长庆，尤无道理。姑不论他是否知道吴长庆其人，仅就袁世凯与吴长庆的关系也用不着烦他写推荐信。因为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保庆是
18、盟兄弟，情同手足，在南京时过从极密，保庆死时，长庆代为治丧，袁世凯与其十分熟悉，他要投靠吴长庆，哪里需要阮忠枢帮忙？显然，袁世凯此时与阮忠枢相遇并受其资助之说难以令人置信。那么，袁世凯是否到了上海？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可信的史料能予以证实。不过，从各种情况分析判断，他未去上海。其一，他在上海没有熟悉可靠的社会关系，不会贸然到上海谋事。其二，关于他与沈氏相识之地，袁克文另有说法。克文说沈氏先在上海，后为匪徒掠至天津，欲将其卖入妓院，她誓死不从，至喝毒药明志。袁世凯使韩，道出天津，闻其贞烈，遂将其赎出。所述相识时间虽较晚，但地点却是天津，而非上海。其三，袁世凯去登州投军系经天津，亦非上海。他投军之年，
19、堂叔保龄正在北洋办理海防营务，经常来往于天津、旅顺之间。1889 年保龄去世后，袁世凯致函二姐写道：“弟近十年来，只辛巳年（按 1881 年）赴登州时，蒙四叔赏川资四十金此一事终身不敢忘，所谓在情不在财也。”可知其先到天津，会见了保龄，然后才带着保龄赏给的川资去了登州（天津至烟台有船可通，烟台至登州也很方便）。七、袁世凯是否先于庆军大队到了朝鲜郭著写道：1882 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接到了朝鲜国送来的情报和求救文书后，急令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赴登州召吴长庆赴天津紧急磋商。会议决定由吴长庆率兵 6 营，克日出发，紧急渡海东征，并由丁汝昌率舰随队护行。天津会议后，吴长庆立刻回到营中，紧急部署
20、大军开拔事宜。而此时的袁世凯却已经先到了朝鲜。原来，丁汝昌偕吴长庆回到山东任所以后，也开始着手划定航线，勘查地形。为此，他想在吴长庆营中挑人随行，袁世凯当即毛遂自荐，丁汝昌也一眼看中了墩墩实实，精气神十足的营务处帮办，二人当即随舰出海了。可以说，这段话除了丁汝昌通知吴长庆到天津密商外，其余没有一句符合事实。实际情况是：张树声最初得知朝鲜事变的消息，是来自 8 月 3 日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的电报，而非朝鲜送来的情报和求救文书。之后派人询问了正在天津的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鱼允中，又将情况咨告总署。他拟令丁汝昌“先带两船东驶，借巡洋为名，确探日船到朝后如何举动，朝鲜乱党如何情形，立时驰报”;并令已至上海
21、的马建忠折回，“随后另坐一船继去”;同时专函约吴长庆至津晤商。迨接马建忠北上道经烟台电后，张树声考虑到马建忠“既可与丁提督（汝昌）在烟台相遇，再来津门，殊多迂折，当将一切机宜指示丁提督领悉，并详细函告马道（建忠），嘱其径由烟台与丁提督迅速东渡矣”。8 月 6 日，丁汝昌离开天津，7 日至登州，会见吴长庆，“说高丽、日本斗衅事”。接着即去烟台，会合马建忠一同去朝鲜，10 日抵达仁川。吴长庆 8 月 8 日晚抵达天津，与张树声密商后，11 日带着张謇离开天津，12 日回到登州。丁汝昌从朝鲜回到天津，向张树声禀明一切，乃是 14 日，此时吴长庆已回登州了。张树声听过报告，又令丁汝昌于次日“仍乘威远兵
22、船驶赴登州，并亟属吴长庆将所部六营分起东行，以取迅速”。16 日，丁汝昌乘威远舰到了登州。袁世凯这段时间在何处呢？据张謇日记，7 月 29 日（六月十五日），“以京都各讯交彦升（按：周家禄字），津门讯交慰廷（按：袁世凯字）”。30 日，“送彦升、慰廷至蓬莱阁”。就是说，袁世凯被张謇派到天津去了。他回到登州是 8 月 17 日中午，恰好在庆军大队出发东渡之前：“即午方当首路，慰廷中翰乘日新驶至，将到手教暨津友各函件”。那么，丁汝昌是否与袁世凯先行出发了呢？没有，他们是与庆军大队一起走的。张树声报告总署：“丁提督明晨即展轮遄发，与吴筱轩（按：长庆字）一军迅速东渡。”又报告：“现接吴长庆等函报，已先亲带弁勇两营四哨，以三哨与丁妆昌同坐威远兵船顷于本月初四日（按：8 月 17 日）由登州开行。”朝鲜官员金允植也证明袁世凯此前并未先行：“余随军至烟台，与慰廷同乘小舟赴吴帅船，时风雨大作，波涛汹涌，幾不得渡。至本国马山浦下陆，浦口无人家，诸军暴露，余与慰廷同宿于野。”丁汝昌与袁世凯随庆军抵达马山浦海域之后，方才勘探地形和登陆地点，而不是在此之前。（选自清末民初政局文集/侯宜杰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 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