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京住房漫谈如今，在北京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房子了，有了房的看着房价上涨的新闻心中窃喜，无房的自然是盼望着房价能下降。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北京的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相当大，住房的问题历来突出。因此，历朝历代都把解决住房问题列入议程，尽可能构造民以居为安的环境。 众所周知，在我国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前，是有福利分房制度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机关事业单位都自盖住房或征用住房来当宿舍，形成了成百上千个机关大院，并保留至今。而大厂矿亦是如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建的京棉（原来称国棉）一、二、三厂及印染厂、纺织配件厂在东郊形成了纺织城，在工厂区的对面就是宿舍楼。而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市场经济的力量
2、也提升了住宅品质，改善了居住条件。 住房多样化的理念并非现代独有，古代就有类似的制度。以清朝为例，除民间私宅外，赐房是八旗制度重要内容之一。那时候不称分房，皇帝直接下达的分房指标称赐，即皇帝的赏赐。清代汲取明代皇子分封各地后闹独立的教训，为便于掌控和管理，皇帝的兄弟、叔侄、子孙不在外地建府第，皆住在京城。像皇子之类的人物，成年后都要搬出紫禁城分府而居，皇帝会根据他们的爵位（清代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十二等）赐给他们居所。其他被赐房的人是根据祖上及其本人的功绩和家世源流所赐。住房的规模、形制和房间多少严格按大清会典的规定，由工部衙门修建，而且无论是亲王还是其他爵位的人
3、，只有居住权，房屋的产权由内务府掌握。清代除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外，爵位是一代一代往下降的，降了的人因级别低了，爵位小了，要退出原来的住所，住到适合身份的房子去，这种再次分房由内务府操办。如果获罪或被废黜，其房屋也要根据宗人府的裁定由内务府收回，再由皇帝赐给新封的人。 清代的赐房并不仅仅针对宗室和王公贵族，一些进入中枢机构的汉人大官也有机会得到这种赏赐。清初，汉人不允许居住在皇城和内城中，朝中的汉官也只能住在外城，如宣武门、崇文门外。但皇帝钦赐赏房的则另当别论。康熙朝的翰林院大学士高士奇就被康熙皇帝赐居太液池之西。据宸垣识略记载，高士奇的赐第在今天的西安门光明胡同，因密迩秘苑，金鳌蜿蜒，其入值必
4、经之路，高士奇在此写下了记述京城古迹的金鳌退食笔记一书。 此外，官房和平民住宅、廉租楼等旨在解决住房困难的政策，先后在不同时代推出。鉴于北京外来人口众多的特点，会馆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本期的品读就为大家讲述北京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住宅方案，及其在北京留下的痕迹。 1 八旗兵丁住营房 拱卫京师的八旗兵是清廷统治的基础，他们不用自己盖房，而是住在规定的营房中。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按清代的八旗制度，如果不是有特殊原因抬旗，可能祖祖辈辈一生一世都要住在出生的营房中，很少有机会成为流水的兵。清代的八旗制是军政合一的体制，旗兵平时在家，战时集合出征，各个旗的长官如统领、佐领之类，不但有军事指挥权、行
5、政管理权、司法权，而且也要对旗下的旗兵吃喝住行负责。他们会根据旗兵的品级和职务分配住房。住房都在营里，不能买卖不能租赁，只能居住。住在营房里是不交房租的，因为旗人只有皇粮俸禄或偶尔的额外赏赐，不会有太多其他收入，这样房租就免了，这对旗兵也算是特殊待遇。 按史料所载，清代驻京的满洲八旗的旗兵有护军营，又称内营，它们按旗的颜色和防地不同分布在内九外七城门内外，正黄旗在德胜门、正白旗在东直门、正蓝旗在崇文门、正红旗在西直门、镶黄旗在安定门、镶白旗在朝阳门、镶红旗在阜成门、镶蓝旗在宣武门。八旗营房如星罗棋布，拱卫京城。而在西郊还有火器营、健锐营和圆明园护军营等外三营。除此之外还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营
6、房。营房虽为军事基地，是旗兵的指挥中心，但在清末时已无多少军事意义，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已演变成纯粹的民居了。 从史料上看最初的营房是统一设计的，不但有供旗兵居住的房屋，还有练兵阅兵的校场及办公议事的中军帐。所住的营房与北京的民居无异，只是屋中没有生产工具和过多的摆设。营房是灰砖灰瓦，由大小不同的院子和排房组成，规模不是很大，也不会有磨砖对缝的四合院式建筑。在营房中往往建有寺庙，以关帝庙居多。基层旗兵收入不多，但衣食无忧，故而在无战事时，冬天他们在校场晒太阳，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疏于操练，养成了懒散的性格，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辛亥革命后旗营的房屋都归了居住者，官大的军事首长占的房多，除居住外，还
7、可买卖出租，而那些沦为贫民的基层兵勇，有间营中的住房就很满足了。在晚清，因八旗子弟繁殖过多，房不够了，有些兵丁就住不进营房了，像老舍在自传小说正红旗下中称他家就住在小羊圈胡同里，不是旗营而是大杂院了。 老北京的旗营不复存在了，但不少都留在了地名中，成为了活化石。如什么北营房、南营房、东营房、西营房等等，都可以在地名志中查到。按笔者粗略的统计，仅在城六区及一些郊区的地名志中称营的至少就有60多个，有些营是明代甚至元代的产物，与清代的八旗营房不是一回事，多数营在今天是村、庄的名称。不过有些营与军事有关，像元代留下的孛罗营，当年就是驻军的地方，像王四营、校尉营、铁匠营、弓箭营、养马营等等都与驻军有关
8、。 2 官房与平民住宅解难题 自明清以来，北京就以外来人口居多，买房的少，租房的多。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除有祖业房产外，差不多都是租房住。京城里大的四合院多为官产和祖产，是不出租的，人们只能租些小的三合院、四合院或大杂院的房。鲁迅在民国期间算是收入颇丰的人，他在兄弟失和后搬出了自家购买的八道湾小院，在买宫门口三条的房之前也要租房，并在西四大院胡同里住了一阵子。 租房的人多了，就产生了吃中介饭的人，他们被称为房牙子或房虫子，其中混杂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全凭花言巧语和招摇撞骗从中渔利。有的租房者往往在门口贴上吉屋招租的广告，客户找上门来洽谈便可，租赁双方直接交易可以免于房牙子从中盘剥。据旧京琐记所云
9、：京人买房宅取相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以租房为生者，有了吃瓦片儿的恶谥。 老北京城人多房少，谁也不想露宿街头。为解决住房难题，清朝政府在北京城内盖了一些官房出租给买不起房的人，这也体现了古代的住房多样化。官房不是给当官的住的房，而是由朝廷出资盖的类似营房的廉价群租房。这种房大多是灰顶，而不是瓦顶，用碎砖砌的，但外表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专门出租给穷困的市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太穷的贫民是住不起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其回忆文章中称，他最早就住在后海附近的官房里。住官房的人要有保人和签字画押，欠房租是不允许的。近年有人称官房是慈禧皇太后为体恤百姓用自己的胭脂钱兴建的，其实是误传。因为老佛爷不可能对平民住
10、房困难有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房大多被拆，可寻的遗迹已不多，但留下了官房大院、南官房、北官房、东官房之类的地名。 民国期间出现的平民住宅，也是为了解决无房户的居住问题。据学者王子建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的资料，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市手工业艺人平均每家住1.04间，每间房住4.16人，住房之拥挤程度甚至超过了上海、天津。于是，平民住宅应运而生。据燕都丛考等史料所云，它出现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当时在北平驻防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从军费和行政开支中拨出3万大洋，协调北平市长秦德纯建设平民住宅一处，俾使贫苦平民借以栖止。一年后，作为样板的平民住宅在天坛西门外建成，称新民里，共计14
11、0间。房屋是灰瓦铺顶，灰砖砌墙，地面是焦渣铺的，而且还配建了公共厕所，比起清代的官房要好得多。这处平民住宅不仅设有专门的管理员负责招租、收租及维持秩序、清洁等事项，并清查住户姓名、人口、籍贯、年岁、职业及确定承租、退租日期，而且规定了承租人的义务，诸如禁止赌博、吸毒、嫖娼，不准私相授受、转租倒租，迁居要提前登记备案等。每间0.6元的月租金，不仅低于同期忠恕里地区的房租价格，而且创下了国内大城市平民住宅租价的最低值。 宋哲元力主的平民住宅无疑是一大善举，但在几百万人口的北平，区区百余间房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抗战爆发后，宋哲元部队撤离北平，平民住宅计划中止，日伪时期，这里的平民住宅为
12、地痞、汉奸所霸占，一度成了下等妓院。 3 廉租楼受困难户欢迎 清朝有官房，民国有平民住宅，而1949年之后，北京又有了廉租楼。所谓廉租楼有两种，一是1958年建的公社大楼，二是文革中建的简易楼。过了六七十年，这些廉租楼大多数列入危楼范畴了。 所谓公社大楼又称社会主义大楼，北京有三幢，分别在东城北新桥北官厅、广渠门内大街和西城区福绥境地区。公社大楼是按当年苏联板式楼公寓的理念设计，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元素，如每个单元内有厕所，有贯通的走廊等等，按现在的标准看只能算是筒子楼。公社大楼质量并不十分理想，但总体上还是很结实的。公社大楼最初没有厨房，设计的服务设施及食堂安排在地下室。公社大楼有电梯，有自来水
13、，有暖气，但没有煤气或天然气，原本设计的托儿所、医务室、商店等服务设施，因后来经济困难而成为纸上谈兵。拟安装六七部电梯改为了两部，而且还不常开。在半世纪前，公社大楼算是高档的住宅。虽说高档，但租金还是比较低廉的，仅比租平房贵些，属于廉租楼范畴。 人民公社解散之后，广渠门内的公社大楼改称安化楼，福绥境的改称福绥境大楼，而北官厅的那幢拆了，所以没有北官厅大楼之称。公社大楼作为历史名词留在了老北京的记忆中。 在北京的廉租楼中，最多的是分布在城区内的简易楼。简易楼是为了解决居民住房极端困难而兴建的。文革时期全市城区内所有住房都归公了。租不到私房，但城市人口剧增，两三代同住在小房子里是很正常的现象。为了
14、解决住房难题，房管部门就盖起了简易楼。简易楼的标准要低一些，而且各房间不隔音。 简易楼是文革中盖的，自然有那个时代的特色。楼内设男女公厕各一间，并有公用厨房，厨房内先是烧煤，后来改用煤气灶。楼一般只盖四层，不设电梯。 简易楼以简陋和租金低廉著称，多分布在人口稠密和住房最困难的地区，如阜外南营房、朝外南营房、东四弓箭大院、天坛南里、天坛东里等地，其房租与平房租金相差不多，很受困难户欢迎。这些廉租楼近年变成了危楼，相继拆了。 4 来京同乡多住会馆 住房的多样性是老北京的特色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想尽办法解决住的问题。无论是进京赶考还是来经商的，在北京都想找个落脚地，如果住个十天八天可找旅馆客店
15、，如果时间再长就很困难，于是会馆就应运而生。按竹轩摭录所载：近世乡人云居会饮及乡试举子寄居之所曰会馆 。在会馆中又分几种，一是各省府县乡办的会馆；一是各行各业办的工商会馆；及专为赶考者住的试馆。会馆由乡人入朝者共置之，所以各地办的会馆本身就具备招待本乡本土人的旅馆性质，以住人为主。当年，林则徐、曾国藩、谭嗣同、康有为及鲁迅等来京时都住在会馆里。有些人在北京发迹之后方搬出会馆择居而住。 据朝市丛载记述，在清光绪十年，北京的大小会馆就有392家，如果加上行业公会办的工商会馆就更多了。这样进京的赶考举子和商贾都有处可住。地方会馆是同乡性质，住在这里方便，没有语言、习俗障碍，而且大多不收费，或象征性收
16、几个钱。会馆在解决住宿问题上的作用是很大的。 在明代，有些会馆开设在内城，而清代施行满汉分居，会馆多设在城南，如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极个别设在内城系明代所建，如浙江镇海会馆就设在东城东华门附近，试馆专门为进京赶考的举子服务，为方便考试，喜欢设在贡院（今建国门内）附近，像安徽庐州试馆就设在东单观音寺胡同，而它的会馆设在前门外石头胡同。 会馆是集资或居京的官员和富贾资助兴建的，根据各地财产实力大小和进京人数多寡，会馆的规模大小不一致。据1949年的统计，广东省大小会馆有房2479.5间，浙江省大小会馆2468间，说明这两个省在历史上经济就发达。而台湾与内地来往困难，进京者少，会馆只有23间房，值得
17、欣慰的是台湾会馆算是今天保存最好的会馆。在取消科举考试之后，许多会馆将多余房屋出租，成为北京住房资源的一部分。民国之后，会馆的作用更为淡化，差不多都成了出租房，由吃瓦片儿的大房东、二房东掌控，许多会馆成了大杂院。 北京的住房中，还有被称为庙寓的住房形式。所谓庙寓是指寺庙兴办的住宿机构。明清时代北京大小寺庙有2000余座，并非所有寺庙都设庙寓。按清光绪年间的朝市丛载记录，北京办庙寓的寺庙只有31处。如法华寺、法源寺、保安寺等，有些是道教寺观，有些是佛家寺院。 庙寓设在庙里，突出的是清静，讲究清规戒律，因此庙寓只租给来京述职、公干而且有一定级别的外省官员，平民百姓不是接待的对象。由于接待各省大员，庙寓的房间要宽敞明亮，设备齐全，一般设在寺庙的花园中，像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庙寓就设在庙西的海棠院中，天咫偶闻对此有所描述：寺之西偏有海棠院。海棠高大逾常，再入则竹影萧骚，一庭静绿。桐风松籁，畅入襟怀，地最幽静。李鸿章来京办事，就在贤良寺内栖身。贤良寺在今天的金鱼胡同附近，离办理外交洋务的衙门很近，出入方便。 庙寓与会馆一样是封建时代的住房形式，辛亥革命后，旅馆业发展空前，庙寓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