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舍与北京曲剧“第一戏”易明一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开阳兄，忽然打个电话过来，询问北京曲剧与老舍先生的关系，为市文联 70 年纪念增加一些可以宣传的内容。我前几天看到魏喜奎先生的文章从甄莹想到曲剧接班人（原载戏剧报1986 年第 7 期），里面的回忆，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她说：“我热爱曲剧（原称曲剧，其后为与河南、四川、昆明的曲剧相区别，也称北京曲剧），甚至视曲剧为生命，不仅由于她是我和曹宝禄、顾荣甫、尹福来、关学曾等旧日的曲艺演员，在曲艺的基础上创出来的剧种，更主要的是，因为她是新中国、新社会的产物。人民艺术家老舍说她是足以代表北京的剧种，弥补了北京地方戏的空白。敬爱的周总理也支持这种说法。
2、”有意思的是，北京曲剧的诞生地是前门箭楼，当年艰苦创业，据说一天要在演出场地十六七个钟头，有时一天连演 4 场。这个精神，是被现在北京市曲剧团的年轻一代继承了，2019 年大小剧场、社区乡镇校园演了 500 多场，就是明证。过去白手起家的老艺术家，从家里找衣服做演出服，每天只拿出吃窝头的钱，其余全留下做基金。而这几年，市里对北京曲剧政策扶持力度大到不可想象，到如今团里资金存量八九千万，过日子早已经不是问题。最给力的是新近出台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新时代繁荣兴盛首都文化的意见，提出如下重点论述：老舍先生雕像支持京剧、北京曲剧、京韵大鼓等发展，加强京味文学素材的挖掘和转化，办好“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活
3、动，鼓励开展民间体育活动。梳理北京杰出人物、特色风物，保护好北京方言、北京雨燕等城市文化符号，做好史、志、文化档案等编纂，推进文化典籍、口述史、民间传说等整理出版和视听化呈现，丰富城市记忆表达。这个意见，真的非常好。北京曲剧有着光荣的历史，据魏喜奎先生说：“老舍先生为我们写的曲剧第一出戏柳树井演出后，领导、名家纷纷前来看戏，给予盛赞。特别是周总理看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后给予了鼓励，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此后这出戏上演千场不衰，拍成电影发行港、澳和东南亚。王蒙部长在谈到贯彻双百方针时，又提到这出戏，可见其生命力。”2019 年 8 月，魏喜奎先生的学生甄莹，回团里“名家说戏”，传承了珍妃泪的两个重点场
4、次“立禁牌”和“送宫灯”。今年疫情缓解那段时间，团里又请她导演复排全本珍妃泪。该剧以 1898 年戊戌变法为历史背景，再现了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帝后两党，围绕变法维新展开的一场爱国与卖国、革新与守旧、你死我活的宫廷政治斗争。该剧 1980 年 4 月 15 日在西单剧场首演，连演 300 多场，轰动一时，并改为电影清宫怨，在全国上映。甄莹老师当年是珍妃的主演之一，第一版珍妃泪演出了近千场，有一半是她演的。2009 年，团里曾经复排该剧，后来因找不到光绪皇帝的理想饰演者，只演了几场就被放下了。去年，甄莹老师不仅一招一式口传心授，还亲自饰演慈禧太后，为学生们压阵。老艺术家回归，北京曲剧的“
5、魂”也回来了，从请老团长凌金玉导演新创剧目王致和，到请甄莹老师导演复排珍妃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重新探索寻找剧种的本体。甄莹老师曾经给我写了一封信，名为一直想说的话，时间是 2019 年 8 月 11 日，信里说的都是北京曲剧，我看了受益匪浅。信很长，择其中几段：所谓“北京地方”对于曲剧来说，主要就指北京地区的曲调。自清朝以来，北京地方曲调是由岔曲、俗曲（牌子曲、小曲）和鼓曲组成，功能都是讲故事。凡是一个用唱讲故事的演唱形式，我们统称说唱。我们的前辈，如魏喜奎老师、孙砚琴老师等，都曾是說唱的名家。后来一人讲故事，不过瘾，干脆大伙一起讲故事吧，就成立了曲剧团。也就是说，我们曲剧的音乐，说唱是核
6、心。说唱音乐有许多牌子，如“数唱”“云苏调”“南城调”“流水板”“怯快书”“金钱莲花落”等，最能彰显北京曲剧的说唱特色，可有的演员觉得太难唱，不好听，就随意地去掉了。恰恰用这些牌子来表现京城底层人民的生活，以及清廷宫斗故事再合适不过了。特别是岔曲，本身是早年八旗的军歌，就是满族音乐，演绎清朝和民国的故事最拿手。为什么当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原是沪剧的初创，京剧、评剧都演过，而独给北京曲剧拍了电影？再有当年的风雨同仁堂剧本成型后，剧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曲剧团可以演，以至于目前将要排演的王致和传奇，这都说明了这些最原始的牌子曲是我团的宝贝、特色。所以，我认为在音乐、唱腔的创作上，原曲牌能完成的尽量不做改动
7、，万不得已也不要改得过远，更不应闭门造车。只要我们还认为演的是戏、塑造的是人物，那么其余方面都是手段，包括音乐、锣鼓经、身段动作、唱念做打，都是为戏服务的，否则就容易本末倒置。这个问题不能再犹豫，不要再尝试，我们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人力、财力。我团和人艺同年建团，他们当年精英三人团（焦菊隐、赵起扬书记、曹禺）的 72 小时谈话，确定了人艺走民族化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今天。要我看，我们有纯粹的北京地方音乐，演绎老北京的民间民俗，京城文化更有优势，一点儿都不比他们差。只是这些年我们总犯错误，耽误了好多时间，现在奋起直追也不晚，新曲剧人如果上下一心、目标明确、不再尝试、不走
8、弯路，定会大有作为。李修生先生是我读书时的北师大中文系主任，夫人王立言先生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导师。时间过去快 40 年了，忽然看到 2020 年 1 月 13 日光明日报的李修生：潜心黄卷志在传道，发现人世间真是有些因缘，比如都曾经住在北京的南城南横街，比如后来和戏曲的交集。之前我并不清楚先生对中国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只知道李先生是研究元代文学的大家，据说他对戏曲的兴趣是幼年时培养起来的。那时，他家住北京南城南横街，距天桥不太远，常常寻个机会便去看杂技、曲艺、戏曲演出。有时也随长辈到当时著名的剧场，如尚小云“荣春社”中和剧场、李万春“鸣春社”庆乐剧场，以及三庆、广和、广德等处观看名角的戏。先生在
9、元杂剧史后记中回忆：“鸣春社的连台本戏，尚小云扮的王昭君，荀慧生扮的红娘，金少山洪钟般的嗓音，筱翠花的踩跷，以及震耳的锣鼓，都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1950 年，李先生考入辅仁大学中文系。大一时，马少波、阿甲、黄芝岗三位老师合开了一门戏曲课，马先生讲戏曲理论与戏曲改革、阿甲先生讲戏曲导演、黄先生讲中国戏曲史。马先生当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时任院长是梅兰芳先生），教学之余，他组织学生观看了十几场京剧演出，掀起了一股“京剧热”，也再度激发了李先生的兴趣。后来，李先生与李长之先生商议，以“明代杂剧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只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运动而没有完成。1960 年，刚刚晋升讲师的李
10、修生先生参加了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次年，即参加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近三年里，李先生主要承担戏曲和元明清诗文部分初稿的撰稿任务，并参与集体讨论。因为王季思先生负责元明清戏曲、季镇淮先生负责元明清诗文，李先生时常谦虚地说，这等于是跟着两位先生读第二次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时，他明确了以古典戏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1978 年，教育部决定继续使用这部教材，随即启动修订工作，李先生再度共襄盛事，主要负责元明部分。这是他第三次与戏曲研究结缘，而且在此时将自己治学的方向聚焦到元代戏曲。直至 1987 年由中文系调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才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编纂全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