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直面当代中国的“精神伦理”问题杨建强摘要：贺照田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1一书中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下的人文知识思想如何能更有效地回应现实中人们的精神伦理问题。如何理解、在什么程度上理解“精神伦理”问题，是“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前提，同时也是撑起“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一个有效支点。精神伦理如何能被确认为问题;精神伦理的实质是什么;精神伦理与“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关系，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可以展现出思想与现实复杂的纠缠互动状况。关键词：贺照田;精神伦理;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在很多时候，面对很多问题，“理解”似乎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怀疑和辩驳反倒变得简单。理解相比怀疑和辩驳需要更多的自我反思能力，很
2、多争论或许并不是因为论点本身，而是基于对人或事不理解、或并非完整的理解。贺照田文章的主旨就是对“历史现实”所展开的重新理解、谨慎理解、深度理解、查漏补缺式的理解、往复式和结构式的理解，而“理解（自己、他人和社会）”正是构成“人文价值”和“人文知识思想”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要求。2对精神伦理问题的理解同样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误解和困惑，对这些误解和困惑本身的再发现和再阐释，敞开了一个全面、深度理解作为一个“问题丛结”的当代中国精神伦理复杂性的阐释空间。一、“精神伦理”：如何成为“问题”？稍对时代有敏感的人都会感觉到当代中国社会在价值感、意义感上所出现的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这种暧昧模糊的“感觉”似乎还并不能
3、被上升确立为一个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如此追问，显然是因为在当前的时代氛围下，这样的问题并不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大众和知识分子所共同承认。一方面，在人文价值被实际忽视，经济价值被过度强调的情况下，“精神倫理”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下中国所需要特别追问的问题。鉴于所谓的“现代性后果”“后现代性焦虑”等在世界范围蔓延，很多“精神伦理”问题被诊断为“不独中国如此”。尤其是在一些重视“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的经济、制度决定论者那里，这会被认为是一个“伪命题”;另一方面，即便人们勉强认可这大概可算一个当下中国独有的问题，具有某些“中国特色”，但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因为精神伦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问题
4、，随着经济发展、个人物质享受的富足这个问题会被慢慢替代、消解，不必过分忧虑。在这样一些认知感觉和背景下，精神伦理究竟是如何被确立为一个问题的呢？贺照田在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和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等文章中，论证了当代中国的精神伦理问题必须被作为严肃的知识思想课题来对待，并对之展开了深入的把握。贺照田提出精神伦理问题时的如下角度启人深思：“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毛泽东时代更高扬精神、理想的社会，如今却在一般语言表现上极大程度表现为以实利为目的和准绳的社会？”1这一提问包含了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中国古代和现代有极强的
5、重视精神伦理的历史传统;其二是当下精神伦理问题已经显现在“一般语言表现”上了。第一个前提表明，没有历史前后的对比，这个判断会大打折扣，继而使当前的精神伦理沦为与普世主义的现代性伦理后果无异的问题，这显示出提问者的“历史感”;第二个前提表明，一般语言上的表现和流露可以作为确证精神伦理状况的论据，虽然语言只是“一般表现”，并不就代表人们真正是如此想、如此做的。但如果我们无视这样的“一般表现”可能就意味着无法捕捉到更深层面的问题本身。这是两个很容易被人质疑的前提。首先，在反对的人看来，“历史对比”无法说明问题。因为，只有真实经历过的人才能证明，这种前后对比是真实可信的。且不说“义利之辨”的传统因其久
6、远而晦暗不彰，难以自证，单是刚刚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精神史在许多人看来都变得难以接受，遑论理解。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史迫切需要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来对待，以及随之而来的由谁来谈论、如何谈论社会主义精神史，更加至关重要。历史遗留问题固然可以经由后来者的“拨乱反正”，但精神史上的拨乱反正却只能通过历史在场者的“现身说法”，因为精神问题对历史时空还原有更高的要求。历史的伦理经验如果在亲历者及其后继者那里无法取得共识，沦为一笔糊涂账，那么在后来者、未来者那里就会名正言顺地不被理解，甚且将其“污名化”，最终难见本真。当下中国，无论是同代还是代际，人们所怀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这直接影响了
7、人们当下的精神信仰抉择。对社会主义伦理史、精神史的再理解、再诠释，对社会主义精神史进行再发掘、再整理，贺照田的“人文思想再出发”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了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对上一代社会主义主体所经历过的理想主义本身的“正名”：确认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主体（如雷锋）所拥有和创造的精神伦理高度是真实而非虚幻的，是真诚无妄而非精致利己的;正视那些身处精神伦理转向中的个体的精神困扰（如“潘晓”）是鲜活迫切的，而非故作姿态、无事生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片面理解市场化造成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的警醒。贺文通过历史对比传达出的精神忧患感，对精神史的基于深度分析的温情了解态度，打开了知识共同体的精神代际传承的空间
8、。其次，贺文极为看重将“一般语言表现”作为探究精神伦理的一个突破口。贺文从现象、感觉、语言、氛围入手，但最终指向的是精神伦理问题及其更远更深更隐微的当代精神史深处。现代学理型研究的合法性建立在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的“理性”“概念”的前提上，“语言表现”往往被认为是情绪化的、不可靠的，从“现象、感觉、语言、氛围”入手，能否合理地将我们引向精神伦理问题。语言是时代观念的表征，通过某一时代的语言我们即便不能完全判断时代观念的全貌，但也足够透析出某种苗头和倾向。贺照田对“语言”有一种特殊的敏感2，对他而言，对精神、观念的把握，语言几乎是最为有效的切入点。在他看来，精神伦理的变迁也是最先从时代道德语言使用
9、的隐显、更替上展现出来。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主义精神伦理的消匿首先是从一些道德话语的尘封开始的，诸如“同志”“革命友谊”“阶级兄弟”等这些伦理话语都伴随着市场化的开展而逐渐从日常生活语言中消失。曾经对于人们精神伦理产生极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词汇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就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另一方面，经济感觉对时代的主导也是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标志性口号开始的。社会主义伦理所赖以依附的语言、话语系统在新的经济话语下常常力有不逮，其后虽通过不断改换新的伦理话语来跟进，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却仍难以中和和对抗以“实利”、“成功”
10、、“利己”等经济话语为主的社会话语潮流，在这些话语面前，曾经具有道德号召力的主流道德话语展现出了捉襟见肘的窘境。贺文从“道德语言表现”入手的分析，彰显出时代的精神伦理症候：道德价值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在当下展现出的虚弱感和无力感，最令人忧心的表现就是道德语言的缺乏和实利话语、经济话语、制度话语、虚无主义话语的过分膨胀。基于真切的历史对比和道德语言表征的分析，精神伦理问题被确立为当下时代的一个实际问题。二、“精神伦理”所指为何？精神伦理问题既被确立为问题，其具体所指究竟为何？对于此精神伦理问题，贺文在具体的语境中有不尽相同的表达，如道德精神问题;道德伦理困境;道德精神困境;身心困扰;精神-主体困顿;
11、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安定感问题;虚无主义;“主体”“自我”问题;身心意义感;身心意义困扰;主体和意义问题等。多样的表达都将问题的核心指向个体的身心安顿和意义归附问题。从现实表现来看，当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成为一切判断的最终根据的时候，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物质的解决、利益的获取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其精神问题，至少使之自然地减弱，直到不成为问题。当下很多人在看待“成功”“幸福”“圆满”这些内在的人生伦理概念时，往往在第一感觉上就本能地将其与金钱、地位等外在经济、资源的获得联系起来。再如，人们对社会问题、人生挫折、生活焦虑等根源的回答，也几乎毫不犹疑地将一切甩给“制度”“社会”“时代”“国家”等诸
12、多大词，而对自身则展现出尤为宽容、圆融的理解。显然，基于这种对自我和社会之关系的理解方式、对自我和共同体之关系的认定方式，就不可避免地表现为：一方面将自我从社会、国家中分离出来，将自我独立化、外在化;另一方面，将社会、国家推到自我的对立面，看作是妨碍自我身心发展、幸福感受而非助益精神成长、幸福体验的力量。当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想要包揽一切、替代一切的时候，人们对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就会抱持过分期待的姿态和过分执拗的幻想，就会更加将身心托付给经济获得和物质享受，以至于彼此都會逐渐成为对方的不可承受之重，习而惯之，自我和社会之间的这种“非结构性”“非有机结合”状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只会愈演愈烈。因而
13、，精神伦理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问题，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贺照田通过对“潘晓”在精神伦理结构上的“悖论式构造”进行考察后，认为“潘晓”的摇摆式边缘人格及之后进一步导致的虚无主义并不是必然的。“潘晓”式的那种本具可建设性的、残留着社会主义主体气质、理想主义诉求的人格，仅仅因为处于暂时的摇摆和困顿，就被轻易地以破坏性的方式误导向了自私利己、看重物欲的自我认同歧路，“浪费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许多本可为我们直接运用和稍加改造便可转化运用的资源与能量，而且这些能量很可能因此被闲置，被组织到另一种我们不愿看到其产物的生产机制中去”。1贺文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具建设性的姿态来顺承社会主义的伦理传统，要善待此伦理
14、成果深具理想主义情怀，对他人、国家、社会深怀情感投入和意义联结感的社会主义的主体。但同时贺文也强调要面对“主义式伦理构造”2自身的问题。王汎森曾对“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诞生作了充分说明。近代以降，由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伦理的价值资源和意义供给随着科举制的解体和国家民族的衰败而失效，知识人的意义感、目的感成了问题，因而在近代思想转型中“自我”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与传统的“自我”不同的是，近代思想转型中的自我“不再受传统礼法道德之限制，其内容是开放的、是无限可能的向上主义（possibilism）”1，因此，“主义”的思潮在当时喷薄而出，蔚为风潮，成为创造意义和供给价值的新鲜之源。而“主义”之
15、所以吸引人，乃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蓝图，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连接起来，将已经被打乱了的、无所适从的苦恼与烦闷的人生与日常生活，转化、汇聚成有意义的集体行动。”2可见，“主义式伦理构造”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对传统伦理失效的应对，是近代历史变迁中由于自我问题的独特性和迫切性被“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意义归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致力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构造方式相对于传统伦理确乎已经是完成了某种“创造性转化”的新的伦理范型，贺照田在其“雷锋文”中确认了这一点。以雷锋为典范人格的中国革命伦理传统，对当时社会、人心具有更强的理解力和调动力，其之所以能成为“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乃在于自我和国家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16、加强关系，不仅个体在此社会主义集体中身心意义更为饱满，集体也因个体的饱满而呈现出更团结更有活力的向上、向好局面。雷锋的革命实践和道德实践使得个体和集体形成了正相关关系，不但个体身心更为充实，集体也更有活力和凝聚力。他人、集体、社会、国家在雷锋那里，都已成为自我充实、成长不可或缺的内在结构性因素。雷锋“在对革命事业的投入与自我肯定、自我成长的设定间建立了一种良性的互相加强关系”。4雷锋式的社会主义精神伦理构造本身已然算是一个内生、自成的“现代性伦理范型”。这种现代性范型，并非昙花一现，也非一人、一事、一时之功，而是由“五四”前后的“主义时代”肇始，直至中国广泛的革命主体的实践及随后的社会主义主体
17、实践，不断自主性充实、内生性扩充而在“现代性”伦理类型中蔚为大观自成一脉。但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这种“现代性伦理范型”的另一维度进行了深入反思：“号召人们去关注大问题，去召唤人们的崇高感、使命感，但与此同时，却常常对人们实在遭际的社会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等正视不够”5。正视一般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并贴合此问题而提出对应性方案，才能真正解决精神伦理问题。一方面，需要承接和转化社会主义伦理构造的积极价值。雷锋的精神伦理经验表明，社会主义伦理构造已然完成了某种现代性伦理范型，不仅是对儒家血缘、地缘式伦理的超越，而且根本上具备现代性特质。社会主义伦理对传统儒家伦理的某种超越性转化，在自我和
18、他人、社会、国家之间创造了高品质的有机联结，自我对国家、社会的信仰曾是人民共和国最引以为傲的精神伦理成果，对社会未来的某种充满活力的期许感，饱满的人生意义感和社会融入感、集体感，这些新的伦理状况都是传统伦理资源所无法完全供给的伦理经验和伦理感受，也都值得再次咀嚼和消化。另一方面，这种伦理范型也必须被转化，不应被不加思考地引向另外一种已被证明深具问题的“西方现代性”伦理上去。贺照田通过对潘晓一代的社会主义主体的“悖论式精神结构”的深切体察，表明将此社会主义伦理范型作转化和承接不是没有可能。在面对此问题时，我们必须重视的是在潘晓看似决绝的自我中“理想主义仍然有很强的社会心理基础”。遗憾的是，其中包
19、含着的日常生活的意义问题、身心问题却被极大程度上过分地还原化、庸俗化、外在化为经济问题了。今天的人们应该运用更完整的知识储备和更全面的自觉反思，对社会主义伦理资源进行有效的消化和足够的掌控，进而做出顺承、转化的努力：“能够把对大历史、大政治课题的关怀，和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具体形式，并从中获得具体充实感相结合。”1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新的伦理构造原理，继续作为安置主体精神的主要资源依托。三、从“精神伦理”到“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面对社会中的主体安置问题、自我身心问题、自我社会的联结问题诸如此类的精神伦理问题，我们需要足够的能力储备和知识储备，才能对当下精神伦理产生足够的有效性和对治性的
20、回答。贺照田的“人文思想再出发”研究可以提供三点启发：其一，以问题为核心，穿透既定学科话语、知识壁垒。贺照田在研究中创造了“精神伦理”这样一个概念来表明自己的问题域，在进行论述时，在学术话语和研究进路方面进行了某种更新，不再袭用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解释词汇、语言体系，诸如理性、启蒙、现代性、后现代性等，而是用“感觉”“历史观念”“氛围”等这些不常被一般学术话语所惯用的词汇语言。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反映出自觉的问题意识，以问题对治本身为鹄的，以对问题的有效抵达、有力阐发为鹄的，充分重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细密性、多面性。这要求研究者具备穿透现代学科壁垒的勇气与能力。精神伦理作为一个“问题”，不仅是思
21、想史、精神史的问题，更应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出发点。其二，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社会”联结问题。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建基于何处，从何处出发，归附于何处，直接影响了其知识生产的品质，也直接决定了人文知识生产是否对当下精神伦理问题具有有效对治性。如果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社会”联结不经反思且深具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被既有的对这些经验的解释带着走，而极可能堕入自以为自己在为了社会，其实所谓的社会主要是从自己的理解惯性出发的投射陷阱，而不自知。”2长期以来，人文知识界对社会主义主体在精神上的缺乏理解和观照，或者说并未真正进入主体的立场来理解和观照，不仅误判了主体，也影响了自我和社会关系的伦理品质。
22、贺照田在研究中通过“将自己充分对象化”、将“对象充分主体化”，以及在自我和写作对象之间反复置换、往复摩荡的写作方式，建立起与历史现实主体的感觉、观念、氛围高度契合的结构性关系，力图从各个层面穿透对历史、现实中主体精神結构的深度理解和把握，这种工作方式近乎一种不断对自我意识进行揉搓塑形的折磨，在最大程度上还原写作对象的“精神现场”。这比还原“事实现场”要更加困难，不仅要穿透事实叙述的表象，还要穿透人己感觉的隔膜，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现实中的主体精神伦理状况。这种写作经验意味着知识分子要不断向“自我”发问：是否从社会脉络出发？是否贴近问题本身？这对人文知识分子能否准确解释和对治把握当下的精神伦理状况
23、至为重要。其三，审慎地寻回人文知识思想的“力量感”和“介入感”。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人文学科、人文知识的力量感和存在感就会成为问题。贺照田的相关论述呈现出人文学术研究的力量感和介入感。人文知识分子的确要寻回那种“力量感”和“介入感”，但这种介入感首先应该反思自身历史介入感的缺位，应该警醒如何错失了某些历史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重新理解历史现实中的主体时，自身是否能做到不重蹈覆辙，是否能更加审慎，经过“认真推敲”“细腻体贴”而产生深度有效的认知和理解，进而才能谈到介入。在“政治经济视角”的解释之外，自觉彰显人文价值的视角，并将这种自觉投入到思考和写作中，找回人文学自身的“力量感”，是应对中国当下精神伦理状况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