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综述钟晓清摘 要：从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学者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的研究愈发关注，学术界在关于意识形态安全内涵、战略地位、面临的风险、应对策略等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梳理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推动该问题的研究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关键词：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文献综述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20.18.063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以 2017 年 10
2、 月到 2020 年 3 月为时间节点，在知网以“意识形态安全”为主题进行检索，检索到文献共计 573 篇，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依旧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1 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梳理1.1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概念的界定研究在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界定上，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大致能从状态论、功能论、结构论和实质论四个维度进行探讨，相关叙述如下：（1）从状态论的维度探讨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张殊、石云霞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保持健康平稳的局面;李后强认为是代表和维护统治阶级或者是国家利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位置不受威胁。宋芳认为是在思想体系中占绝对统领位置的
3、观点能够稳定有序的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是维护国家整体不受侵害的重要保障。（2）从功能论的维度探讨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李成林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有学者提出意识形态安全在民族合力的凝聚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应当从战略的层面加强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规划和指引。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范畴必须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发挥着引导作用、凝聚作用和控制能力。鞠丽华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稳固，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3）从结构论的维度探讨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主要包括指导思想
4、、政治信仰、政治制度和道德的安全等。张筱荣、李文艳等学者也有类似观点，政治制度的安全由民族精神的安全所代替，道德的安全也延伸为道德秩序的安全，殊途同归，都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奠定理论学术支撑。（4）从实质论的维度探讨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赵准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就是政治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思想内核，是根本属性和安全诉求的反映，关系着国内团结和国际认同。侯欣等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实质上是“国家安全”的免疫系统，影响国家安全内在的、深层次因素。综合上述现在观点，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外界或者内部的任何危险的威胁的一种状态，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合法性信仰的地位
5、，使其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引领社会思潮健康的发展。1.2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及面临风险的研究1.2.1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战略地位的相关研究学者大多对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没有异议，但是在具体理解和表述上，并未达到一致。（1）从国家安全视角阐述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息息相关，是维护社会整体安全的内在要求，是治国理政能力提高的逻辑前提。涉及经济转型、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等多个方面，在民族合力的凝聚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当中具有重大意义。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只有
6、切实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才能保证国家文化安全，保障了国家文化安全才能确保其他安全的稳健进步和长远发展。所以需要了解意识形态的竞争，始终坚持正面的价值引领，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做好国家文化安全工作，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2）从社会发展视角阐述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地位。彭丽等指出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用，是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柱，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兴衰成败。还有学者从网络背景下论述其重要性，认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现实要求。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与社会制度安全、国家安全、政
7、党执政安全相关。在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状况，与社会主义发展前途，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党的执政地位有紧密联系。1.2.2 意识形态安全面临风险的相关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新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事关国家、政党、人民的未来。很多学者都立足于网络背景来阐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风险，例如，王玮、李成林等认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的开放性、隐蔽性等特点，妄图借助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的技术优势的力量，植入或灌输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夹杂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等，消解社会的认同基础，企图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梁贞认为除了受到外国全方位渗透外，还受到了内部不良文化的强烈冲击;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通过直接的意识形态攻击与间接诱导等多种形式达到意识形态全球化的目的，在网络空间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随着我国的互联网技术的持续发展，网络功能的逐渐完善，我国面临的风险增多，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建设和维护难度加大，意识形态功能的正常发挥受阻，容易形成认同危机，进而对我国意识形态结构形成威胁，影响其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