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时代下中国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与理论贡献邵宇佳 王光摘 要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的经济特征要求中国更侧重于供给管理。文章基于西方供给管理的历史渊源，结合英美两国的供给管理政策实践，提炼出中国供给管理政策实践的独特性和创新性。这一方面为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供给管理充实了理论性和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为未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思路。关键词西方供给管理;英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外对比;创新实践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5-0008-07一、引 言供给和需求是市场运行的基本力量，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管理的两种基本方法。
2、相对于需求管理而言，供给管理则是政府用于调整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各种手段（除价格手段外），最终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均衡（苏剑，2016）1。虽然供给管理的理论渊源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以来的传统，也即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刘伟，2017）2，但因体制性原因、理论原因（即对凯恩斯的偏好）以及政策实践问题，导致供给管理在西方宏观经济实践中经常被忽视（刘伟、苏剑，2007）3。唯独一次具有代表性的供给管理实践也仅仅是应对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经济危机，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均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但供给管理调控的结果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的
3、经济特征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更侧重于供给管理。于是，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纵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内正式推行以来，“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取得了显著的预期效果，由此对比西方供给学派推行的供给管理政策不禁影射出中国在供给管理方面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详细对比分析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供给管理学派的政策主张，揭示新时代下中国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和理论贡献，最终为新环境下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新的政策建议。二、西方供给管理的历史渊
4、源当代西方供给管理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 sideEconomics），诞生于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面临“滞胀”之期。在当时，由于面对“滞胀”这种新型经济危机，占据主流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却不知所措，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质疑和挑战。供给学派针对“滞胀”问题主张从增加总供给着手，采取减税等一系列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扩大投资，提高产能，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当时受到美国等陷入经济危机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尤其以“里根经济学”为重要代表。然而，也正是因为主张从供给侧的角度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供给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
5、，其典型代表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从供给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以及效率的同时也从生产者的角度强调资本私有制和市场自由竞争，从而体现了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传统（刘伟，2017）。待古典经济学瓦解之后，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深受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影响，其在 1803 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一种产品的生产会给其他产品开辟销路，即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从而赋予了“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决定市场容量和产品价格”的思考方向。自此，作为古典自由主义重要分支的“萨伊定律”长期独树一帜地位于当时主流经济学地位，并协同其他古典经济学者，
6、如约翰穆勒、大卫李嘉图等，共同宣扬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学说。纵观以萨伊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者，他们信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認为总供给和总需求会自动实现均衡，同时极力反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依靠一只“看不见的手”来支配整体经济运行，而其基本思想就是扩大生产能力、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个人创造力（Feldstein，1986）4。但是，20 世纪 30 年代突如其来的“大萧条”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从而几近将思想观点与之相对的“萨伊定律”彻底颠覆，供给管理思想经历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否定（贾康、苏京春，2016）5，从此陷入了低谷。可见，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于美国的“滞胀”经济危机
7、促使了供给学派的诞生，他们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在宏观调控中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并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贾康、苏京春，2016），其推崇的供给管理核心思想认为只有增加并优化劳动、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这三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才能增加和优化总供给，进而提升整个经济体的社会财富（魏杰、杨林，2016）6，而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故而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不利因素，实现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环境，使经济运行在最优的长期增长路径上（戚自科，2009）7。其中，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瑟拉弗则将上述供给学派的核心内容和政策主张描绘在一条曲线中，后称“拉弗
8、曲线”，旨在表明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倘若税率在一定的限制以下，提高税率能够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但超过某一点时，提高税率将会强烈地抑制纳税者的经济活动，进而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因此，供给学派在对宏观经济调控时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纳税税率、取消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和实行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货币管理体系等。尽管供给学派提倡的供给管理政策对美国当时的“滞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囿于供给管理政策带来的严重负面效果，如巨额财政赤字、利率攀升以及贸易赤字等，迅速导致当时的供给学派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失去了政策决策层的信任，尤其是“滞胀”问题缓解之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调控
9、则又占据主导地位。在之后的历史浪潮中，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调控也基本侧重于以萨缪尔森倡导的需求侧“反周期”调节思想。直至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推出了“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政策操作与结构调整，从而标志着供给管理思想再一次登上宏观调控的舞台。然而，此次供给管理的宏观调控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同需求管理保持严格的对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是供给需求相互结合，共同协调作用于宏观经济调控，故而有别于过去的供给管理思想，亦可称新供给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的诞生表面上标志着西方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统一，但本质内涵需要转轨国家的经济实践结合社会
10、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以及西方供给管理相融合，并发挥短期宏观调控的特性（苏剑，2016），为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并指引发展方向。三、西方供给管理的政策实践现代西方供给管理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实践于解决 20 世纪 70 年代凯恩斯需求管理面临失效的“滞胀”经济危机。“滞胀”的本质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苏剑，2012）8，而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滞胀”经济危机主要受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受中东战乱引发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上涨推动（Sherman，1977;McFarland，1982）9-10，另一方面因西方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当而引发（B
11、arsky and Killian，2001）11。针对当时的“滞胀”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黯然失色，不仅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解释滞胀产生的原因，而且需求管理无法解决滞胀危机。因此，当时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将政策目标投向了供给学派推崇的供给管理宏观经济调控思想，通过从供给侧的角度对宏观经济进行改革用以应对“滞胀”经济危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故下文将以美国和英国的供给管理实践进行探讨。（一）美国的供给管理政策实践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受两次石油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率高企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面临严重的“
12、滞胀”危机。从已有的数据可以发现，在 1961 年至 1965 年期间，美国经济处于较好的发展水平，平均 GDP 增长率保持在较高的 5.1%，平均通货膨胀率维持在较低的 1.3%水平，失业率则接近美国的自然失业率 5.5%。但是，在1966 年至 1970 年期间，美国经济则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但总体仍处于正常状态，其平均 GDP 增长率下降了 1.6%，平均通胀率上升了 2.9%，而失业率下降了 1.6%。关键的是，自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美国的 GDP 增长率进一步下滑，而通胀率和失业率均出现了双重高企。在 1971 年至 1980 年的这 10 年期间，美国 GDP 增速
13、下滑至 3.2%，通胀率和失业率分别高达 7.9%和 6.5%，整体宏观经济已然进入滞胀状态。为此，美国里根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展开了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措施来应对当前的“滞胀”经济危机。第一，里根政府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作为其应对“滞胀”经济危机的首要举措。鉴于供给学派的政策观点主张，大幅度地降低个人和企业纳税税率，可以增加个人储蓄能力，增强经济主体的激励，刺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积极性。是故，美国分别在 1981 年和 1986 年分别通过里根政府提议的税法及修正税法，其中，第一部税法共减少个人所得税税率 25%，边际税率从 14%70%下降到 11%50%，
14、并将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实际收入作为纳税基础，同时对企业采取了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措施间接地给予税收优惠;而第二部税法重在税制改革，将个人所得税的十五级累进税制改为三级税制，累计全国人均免税额可减少 6.4%，同时也将企业最高 56%的五级税率改为最高34%的三级税率，以及下调资本利得税等措施。相比较而言，1986 年推行的修正税法因侧重于税收制度，从而大力推动了税制改革，被里根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苏剑，2016）。第二，里根政府推行严厉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其应对“滞胀”经济危机的重要内容。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在于稳定货币价值，货币价值的稳定
15、会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顾虑，从而引导人们选择生产性投资而放弃投机性投资。于是，美联储在 1980 年11 月至 1982 年 8 月实行了严厉的货币政策，通胀率迅速从 13.5%下降至6.2%，效果非常明显。但是，伴随着通胀率的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经濟增长率也显著下滑。鉴于此，美联储从 1982 年 7 月开始下调贴现率，每次下调0.5%，直至年底将贴现率下降至 8.5%为止。第三，里根政府削减一般性财政开支，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并增加国防预算。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中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生产产生阻碍作用，而且有些公共支出是浪费资源，有些虽有益但缺乏效率。根
16、据当时的数据反映，在 1965 年至 1980 年期间，美国政府的救济款项增加了 4 倍，金额达到了近 3 000 亿美元，同时支出预算扩大了约 5 倍之多，导致政府赤字增加了 53 倍。于是，里根政府在 1981 年 3 月拟定了预算法案，预计 1982 年削减支出 352 亿美元，1983 年削减 460 亿美元，1984 年削减 514 亿美元，其中主要包含一般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食品券、低收入住房补贴、失业保险金等。但是与此同时，里根加大了对国防的开支，军事费用占国民收入比例从 1980 年的 5%上升至 1986 年的 6.5%，之后虽有下降，但到20 世纪 80 年代末仍占 5.
17、9%的比重。第四，里根政府采取减少对国内企业的管制与干预。供给学派认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从而应当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根据当时美国的数据资料显示，美国“联邦登记册”中的联邦管制条例从 1936 年的 2 599 页增加到 1977 年的 65603 页，其中条例数量仅在 70 年代就增加了 3 倍，而另一方面，管制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从 1970 年的 2.8 万人增长至 1979 年的 8.1 万人。于是，1981 年 2 月里根总统首先指示暂缓实行所有政府机构已经制定但尚未实行的条例，然后对工商企业活动的管制规章改革制定了五条政
18、策原则，要求政府对经济运行减少干预和管制，并对规章的制定需要进行全面科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涉及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金融行业以及工业行业等。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帮助恢复了美国国内市场的活力，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经过里根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实施，截止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的滞胀经济危机基本解除。美国通货膨胀率从 1980 年的 13.5%下降到 1983 年的 3.2%，之后便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全国 GDP 增长率在 1981 年和 1982 年因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短暂的衰退，但 1983 年之后便开始复苏，GDP 增长率在 1984 年达到最高的 7.3%，其余年份均保持在 4%左右;国
19、内失业率在 1980 年至 1982 年同样因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出现了短暂的上升，达到了最高的 9.7%，但 1983 年后失业率均稳步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减少至 5.3%，基本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因此，里根的供给管理政策实现了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预定目标，同时对美国的经济结构、经济活力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英国的供给管理政策实践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交迭之际，英国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尤其是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削弱之后，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导致其在世界列强中的经济实力逐年下降，后被世人称为“英国病”。英国经济在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形势更加严峻，例如在 1
20、974 年至 1980 年期间，英国的实际 GDP 增长率仅为1.03%，其中 1974 年、1975 年以及 1980 年均出现了负增长。与此同时，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则高达 16.03%，并伴随着逐年上涨的失业率，从 1970 年的 3.8%上升到 1979 年的 5.5%，到 1985 年左右更是上升到 12%的历史最高点。经济增长不足，通胀率高企，失业率不断攀升，使得英国经济陷入了“滞胀”泥潭。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步入政坛，入住唐宁街后，英国开始实行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政策来摆脱陷入长达 10 年之久的“滞胀”经济危机。第一，撒切尔政府采取紧缩货币，控制货币发行量来抑制通货膨
21、胀。根据当时的经济数据表明，英国在 1974 年至 1980 年期间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就已经高达 16.03%，而且在 1974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历史最高点的 25%，如此之高的通胀率显然危及英国的经济稳定。为此，撒切尔夫人率先将英国央行的基准利率由12%提高到 17%，并将 M2 增速从 1981 年的 25.2%缩减至 1983 年的 10.3%（定价与定量的平衡）。于是，英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 1980 年的 17.97%下降至 1986 年的 3.43%，之后也都维持在较低水平。第二，撒切尔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推行税制改革，激活经济活力。具体政策措施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基
22、本税率，从 1980 年的 33%首先下降至 30%，之后又再次降低至 25%，同时也将个税起征点从 8 000 英镑提高至 10 000 英镑，估计有超过 130 万工作人员免除了税收;对于企业税率，撒切尔夫人将大企业的税率从1982 年的 52%下降至 1990 年的 35%，同时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将中小企业的税率从 1982 年的 40%缩减至 1990 年的 29%;除此之外，撒切尔夫人也大幅度地简化税收程序，用以提高征税效率。第三，撒切尔政府采取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的政策用于激发市场机制。首先，大力推行对外开放，积极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市场竞争，同时取消一批具有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石油、
23、邮电通信行业等，解散物价管制委员会，废除 180 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终止实施 40 年之久的外汇管制条例，允许英镑汇率自由浮动。然后，放弃过去采用依靠投资和提高社会福利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而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方式来振兴经济，例如淘汰部分落后的产能、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等，其中，据数据资料显示，因出售国有企业股份进行私有化政策致使英国工业中国有部分减少了 60%。第四，撒切尔政府大力推行福利制度改革，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以往普遍性福利制度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于是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将福利给予最需要的人群，将“普遍性原则”转变为“选择性原则”，同时也将市场竞争引入医疗等服务，发挥市场机制
24、的作用，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此外，在住房方面则实行公房私有化，采用优惠条件鼓励私人购买住房。最终，通过以上政策措施，撒切尔政府在 1993 年的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仅为 25%，为历史新低。经过撒切尔政府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英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转型，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崛起，GDP 增长速度从 1980 年的-2.2%上升至 1988 年的 5.9%，同时通货膨胀率也从 1980 年的 17.97%迅速回落至 1986 年的 3.43%，加之失业率自 1984 年开始快速下降，整体经济全面恢复，基本摆脱“滞胀”泥潭。（三）美英供给管理实践总结纵观以上西方供给管理在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实践可以发
25、现，美国实施供给管理的直接目标在于降低供给要素的成本，如减税及税制改革、反垄断等，因为美国当时的市场完善程度相对较高，但生产要素相对昂贵;而英国实施供给管理的直接目标在于提高供给要素的效率，如减少政府管制、减少国有比重等，因为英国当时市场完善程度并不高，生产要素的供给效率和利用效率均很低。因此，西方供给管理的政策导向基本围绕供给要素成本和供给要素效率，供给要素成本的下降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而供给要素效率的提高可以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刘霞辉，2013）12，两者在供给管理中的准确定位将决定政策执行的预期效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供给管理政策的宏观调控使英美两国走出了“滞胀”，但供给管理政策带
26、来诸如巨额财政赤字、利率攀升以及贸易赤字等严重负面效果，导致供给管理政策并未实现整体的预期效益。四、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与比较（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经济还需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加剧、国际经济形势趋弱等内外因的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迈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以来，全国 GDP 增速提升空间持续收窄，实际 GDP 增速开始下行。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拉动，消费占比 GDP 的比重连续多年超过 50%，20132017 年消费平均增长 11
27、.6%，已经高于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消费高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持续增强，近几年来，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中有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实现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但当前大量潜在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与国内的有效性供给之间形成结构性摩擦，出现“供给错位”。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服务业已经成为吸引投资的主要领域，20132016 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16.7%，高出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1.9%，高出第二產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 4.6%。20122017 年服务业对 GDP 的贡献率从
28、 44.9%增长到 58.8%。2015 年服务业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突破 50%，达52.9%。目前，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将会回落，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器”，当前服务业发展的增速并没有充分得以释放，主要原因不在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出现“供给缺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虽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结构性”矛盾，在实现需求侧进行总量性管理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对“结构性”问题的调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9、着力提高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正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由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注重“增长效率与效益”，在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多维度的协同，以实现长期稳定、均衡发展的经济增长目标。（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第一，施行减税降费。减税是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举措，也同样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实质是重塑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与配置方式（张斌，2019）13。中国在 2008 年、2015 年、2016 年分别作出“实行结构性减税”“实行减税政策”“在减税、降费
30、、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减税降费决策部署，发布税收优惠文件总数（截止到 2018 年）高达 431项（庞凤喜、牛力，2019）14，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其中，减税主要是深化增值税改革，以实现普惠性和税制改革为目标，具体措施包括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制造业等企业增值税税率下调、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简并为三档等。降费主要是降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如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 16%，以及一些行政事业性收费。据相关研究显示，仅 2016 年“营改增”全年减税规模就超过 5 000 亿元（杨灿明，2017）15，而减税降费政策每年减轻企业负担约 1 230 亿元（张蕊，2017）16，另据
31、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年减税降费近 2 万亿元。第二，优化降准结构。在经济新常态下，无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同时为了避免“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中国央行在实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银行机构采取各种定向降准措施，包括普遍降准、定向降准和明确资金使用范围的降准三大种类，同时央行自 2014 年引入定向降准动态考核机制，每年进行动态考核，并对达标的机构实施优惠措施，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改善优化信贷结构，增强对小微企业、“三农”、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政策效果来看，央行自 2014 年以来共推行降准政
32、策累计达 22 次左右，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显著性有待提高（林朝颖等，2016）17，尤其在根本性问题上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冯明、伍戈，2018;黎齐，2017）18-19。第三，收紧政府开支。由于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实给财政收入带来了压力，中央号召各级政府过紧日子，并从开源和节支两个方面提出了举措。其中，开源措施是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中央企业上缴利润和收回长期沉淀资金。节支措施是政府机关一般性支出减压 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缩 3%左右。此外，中国政府提出加强财政支出的精细化管理，实施更全面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用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进而推动政府效能的提升。从实际数据来
33、看，在“三公经费”方面，财政部 2019 年预算比 2018 年减少 247.04万元，压缩 4.34%;民政部 2019 年预算比 2018 年减少 26.93 万元，下降 3.13%;中国人民银行 2019 年预算比 2018 年预算减少 1 603.04 万元，减幅 5.57%。第四，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长期以来，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出现“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导致行政成本高企、经济发展活力受挫等不利影响。于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放管服”改革措施，目的在于提升政府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同时，政
34、府在坚持职权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三个清单”（即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来划定政府与市场、企业乃至社会的权责边界，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数据资料显示，截止到2018 年，国务院各部门已经取消并下放了 40%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李军鹏，2018）20，中国在世界的整体营商环境排名在 2019 年已经跃升至第 31位，比 2018 年提升 15 位。（三）中外供给管理政策比较第一，在减税方面，美国的政策主要包括下调个人和企业的纳税税率以及改革税收制度，英国的政策主要包括下调个人和企业纳税税率以及简化税收程序。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策不仅包含减税（如个人和企业纳税税率以及税收制度的改革），同时
35、也采取了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为主的降费措施。中国的减税降费规模空前，以增值税和社保费为着力点，直击企业税费成本的核心;从税基到税率、从特惠到普惠，以制度化减税方式的转变提增企业预期与获得感;并通过“节用裕民”的方式，为减税降费提供空间与效力保障，最终实现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乘法”，是中国新时代下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第二，在货币政策方面，美国的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并下调贴现率，英国的政策主要是提高基准利率并减少 M2 增速，共同目标是抑制高涨的通货膨胀。相比较而言，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相对温和，所以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具体政策包括利率市场化和定向降准，
36、侧重于将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实现结构性調整。中国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注重强化逆周期调节，这是稳中有变、变中有优的新形势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的新要求，同时注重结构性和定向调控，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一个松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保障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此外，中国货币政策更加注重与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些货币政策措施也是中国新时代下供给管理的创新实践。第三，在减少政府开支方面，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减少一般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并增加国防预算。英国的政策主要是福利制度改革、医疗等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公房私有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则是在保障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领域支出的前提
37、下削减一般性财政支出，侧重于维持民生支出不变，同时实施更全面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提升政府效能，实现“开源节流”。中国这一系列的优化财政支出措施正是应对当前内外环境叠加，适应新时代背景的重要举措。第四，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美国的政策主要是减少各类管制条例来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与干预。英国的政策则主要是对外开放、取消部分垄断行业、废除管制规定以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则推行“放管服”改革，围绕简政放权来优化营商环境。此外，中国还陆续推出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双创政策、对外开放等，同时对国企进行改革，提升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利于民营资本的投资。中国实施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的全面深化改革，
38、一方面通过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大幅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实现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和竞争力，是应对世界经济趋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等新时代的重要举措（见表 1）。五、未来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考从当前整体趋势看，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大，经济发展速度处于换挡期，经济发展结构处于调整期。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调整方向，供给侧与需求侧兼有，但更应侧重供给端的调整。短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寻找有效化解过剩产能的途径。在调整存量，结构优化的过程中，打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从低端产
39、业向中高端产业转移的通道，保障经济实体的转型成本降低，各生产要素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效率提升。长期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做优增量，制度供给”，提供较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构建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环境。在前期存量调整与产能消化的基础上，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配套供给并逐步形成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从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保障经济结构由短期的“调整存量、消化产能”转向长期的“做优增量、扩大效能”，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要素投入效率不断提质，经济增长更加均衡有力。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因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而受阻，全球经济的活跃度在下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缓、经济增长乏力的
40、背景下，中国保持现有的增长速度与规模已经为金融危机后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部分国家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增加贸易壁垒，挑起贸易争端，这些外部环境中已发生的风险，给中国经济发展施加了不少压力。面对外部环境中的潜在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开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从“对外开放”的视角进一步打开“对内改革”的“制度供给”，在完善国家治理能力体系建设中进一步打开国门，提升与之配套的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加全球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吸引力，增加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活力。参考文献1苏 剑.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2刘 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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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46.20李 军鹏.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放管服改革的进程、经验与趋势J.学习与实践，2018（2）：29-36.Innovative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of Chinas Supply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Shao Yujia 1，Wang Guang 2（1.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2.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142，China）Abstr
46、act：Since Chinas economy entered the new normal，new economiccharacteristics have required China to focus more on supplymanagement.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western supplymanagement，and combined with the supply management policy practices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this artic
47、le extractsthe uniqueness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supply management policypractices.On the one hand，it has enriched the theoretical andpractical aspects of supply management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and control.On the other hand，it has proposed new ideas for Chinas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future.Key words：western supply management;British and American practice;supply sidestructural reform;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countries;innovative practice（责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