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因革损益：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制度一词的含义存在许多种解释，本文取其治国理政基本原则与规定之狭义。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会层面汇集与融合的产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结晶。 因革损益 随时变通 自汉代以后，外儒内法成为历朝历代实际的指导思想，儒法两家汇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文化总体上是居于显处的，而道家思想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则居于隐秘或者说深层之处。无论是治国方针、为君之道、安民之道、用人之道，以及落实这些治国方略的制度法规，后人往往看到儒法两家的显著影响，却不易探究道家在其中发挥的隐幽而深刻的作用。 道家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治国方针和制度精神方面贡献特殊的思想和
2、智慧，既有对现实政治和制度的深入批评，又有许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思想。尤其是由儒入道、采儒道互补思想的东晋人葛洪，其所著抱朴子外篇中许多篇章都是讨论治国理政的言论，对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塑造影响颇深。例如，关于用人，葛洪认为明君要劳于求人，逸于用能，而不可独统万机，亲总细务。他不同意臣贤于君者，不可任的观点，指出汉高决策于玄帏，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业克成。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关键在善于用人，用张良、陈平决策，用韩信、黥布治兵。在治国实践中如何选官用人、如何构建良好的君臣关系，葛洪总结的这些原则都落实到了制度建设之中，对于后来帝王治国影响
3、颇深。 具有道教背景的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贡献，更在于其因革损益、随时变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不懂得随时变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遗剑，参天而射五步那样滑稽可笑。他用刻舟求剑、指天而射两个寓言故事，强调了礼法政刑随着世变时移而因革损益的原则。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 因世更化 与时俱进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因与革是认识制度演进的两个向度，二者缺一不可，是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的关系。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有时侧重因循守成，强调恪守祖宗之法和祖制祖训，例如北宋真宗以后形成的祖宗之法，明朝
4、对洪武祖制及皇明祖训的遵循。有时又侧重损益变通，例如汉武帝时董仲舒进天人三策提出全面更化理论，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出祖宗不足法的变法主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对制度改革和创新有重大贡献的人，往往是思想家、经学家，他们对历史和文化传统都有着透彻的理解。 董仲舒的更化理论，以总结天人之征、古今之道的春秋为指导思想，以奉天而法古为基本准则。要从理论上奉天，就必须从实践中法古。而所谓古，在董仲舒看来，主要是指上古尧舜之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不足以成为最高目标。只有上古的尧舜，才是至高的圣人。他之所以要把治国的目标定得那么玄远，似乎可望而不可即，就是要强调教化的过程。太平之世，制礼作乐，是一种伟大
5、的政治理想，永远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才能不断进步。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并非主张治世之道不须更张，而是强调彼时天意已变，需要全面更化。 王安石不顾北宋政治斗争中祭起祖宗家法来打击政敌的惯常做法，不顾文彦博对宋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告诫，毅然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不过，祖宗不足法的主张，乃是建立在制度因革的辩证关系基础上。祖宗之法不足守，并非要完全抛弃祖宗之法，而是不必墨守祖宗之成宪。其实，在是否需要改革的原则上，保守派和改革派并未有实质性分歧。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考虑的是改革的
6、成本和风险。他承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改革需要具备各方面条件，否则反而可能导致垮得更快。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则不更造；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则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矣。王安石则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觉得自己已经把准了社会弊端的脉，只有抛开各种矛盾往前走才能开出一条路来。他说，治天下譬如医用药，当知虚实寒热，方虚寒时，纯用乌头附子不患过热。 抛开对诸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言论断章取义之曲解，即使针对事实上制度的因循沿袭一面，如果对此过分强调而忽视其创新内容，则无疑会夸大中国制度文化中保守之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任何朝代的制度建设皆有其革故鼎新一面，都不可能完
7、全因袭前朝。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关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等模式化的书写，并不能掩盖后一朝对前朝制度的损益变通。即使在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出于行政合理化的客观需要，也必须完善制度的自我更新机制，并不断调整制度、建设制度。即如强调恪守祖宗之法的北宋，却恰恰是以防弊、矫失为立国精神的。宋太祖即位赦书中说，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防弊、矫失，就是在行政理性化驱使下制度自我更新的内在动力，本身已经成为祖宗之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制度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制度文化中强调相因也就有了必然性与必要性。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其所考制度，重点在于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其自序
8、特别指出，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虽然贯通古今，但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所谓理乱兴衰其实是代各有史、互不相因的，而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唯其如此，制度建设必须有因才有革，因革损益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精神内核。讨论制度必须要博而好古，必须要有跨越朝代的历史坐标，只有会古酌今，才能做到灿然一新。改制必须托古，这是中国古人的惯性思维。所以，唐人李翰在为杜佑通典所作序言中强调三代之道，百世可师，提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但是，所有对制度相因相袭特性
9、的强调，都是以随时损益、与时俱进为落脚点的。 斟酌古今 创新发展 因革损益传统给我们的启发是，由于形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经典具有永恒价值，结合时代的特点可以从经典著述中不断翻出新意。但是，这种新意必须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呈现。 马端临一方面强调制度的因循沿袭，同时也指出历史上所有欲复三代之规的做法都是徒劳，以古今异宜故也。清朝乾隆皇帝在御制重刻通典序中也援引尚书说命学于古训乃有获的古训，着重强调为国家者，立纲陈纪，斟酌古今，将期与治同道而不泥其迹。只有斟酌古今，才能与治同道，吸收制度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不至拘泥于其表面设施。至于对待本朝的祖宗家法如何因革损益，则需要视一定时期内政治与制度的走向而定。家法之冠以祖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范继承者的言行，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约束，导致皇帝有时也只能愤愤几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尊重祖宗之法，不等于可以不顾社会变化的现实而一直唱着老调子。否则，就会应了鲁迅针对宋代祖宗家法所说的话，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历史再三证明，当因循沿袭限制了损益变通，历史就需要寻找新的出口。无论是整体制度的某一方面的变革，还是文化融合带来的新鲜血液，历史总能在艰难转型中实现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