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带着飘带的风筝：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个人性”张颐武王蒙的风筝飘带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典之作，这个短篇小说可以说是最好地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状况，表现了在中国的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大历史”进程的最初岁月的中国人的心态和生活状态。它至今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篇小说在当时也是作为“意识流”这种以人物的心理轨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中国的代表作，现在看来这种描写仅仅是一种抒情的写法，实际的叙述者是两个，一个是从全能的叙述者的角度来表现这个故事，同时这个小说是以女主人公素素的角度来组织故事的。素素的心理的过程成为了这部小说的中心，也通过这种心理过程的演进展开了新时
2、期所具有的那种“个人性”。小说以素素和她男友佳原从“文革”中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时期”的生活历程作为故事的主线，从这两个人的经历和经验给了我们北京城市生活的一种独到的描写，以这种描写凸显人物故事所透露的当时的时代氛围。小说一开始就是用一些新的商品广告的出现作为引出故事的发端，透露出整个社会从物质的非常匮乏的年代走出之后，开始有了消费生活和消费文化的状况：“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一道，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
3、微笑。”这可以说是通过这些对于改革开放最初时代的那些品牌的展现，给了我们一个消费开始复苏、物质生活开始兴起的社会的新的“景观”。这里有趣的是特别描写的“光泽的、物质的微笑”，这所展现的是一个用枚举诸多品牌所呈露的迷人的“物质”的“光泽”，而这种光泽也是有生命的，是一种活的“微笑”。这个引出故事的景观的表现其实是具有丰富的含义的。一方面从具体的景观上，它展现了城市由于新的社会变化而展开的某种对于丰裕的渴望，一种对于“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的渴望的再度降临。这个开端可以说是一个“及物”的生活状态来临的表征，一个社会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严格的管制中脱离的丰富的未来的可能性的展开。另一方面，它也从“光
4、泽”和“物质”的展开中呈现了一种按照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所探究的所谓现代性的“平滑”的美学相关联。韩炳哲指出：“平滑意味着没有否定的优化表面，平滑使人完全感受不到疼痛和阻力。”（美的救赎韩炳哲著 2019 年 10 月中信出版社第一版 23 页）而这种平滑感是和商品本身相联系的，是一种人造物所形成的平滑的表面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现代的感性，这种平滑指向了商品和消费带来的现代的感性的维度。按照小说中素素的说法是“她总是把这一片广告牌叫做暴发户，对于这些突然破土而出的新偶像既亲且妒。”这种平滑是与自然界的那些非平滑的各种形态相对立的，而小说在陈述了这种平滑的“光泽”之后，立即写到了自然界的状况：“瘦
5、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平滑的有光泽的广告和这些自然界的景物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尖刻薄情”的风，“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等等，都是尖锐的对比。按照韩炳哲的思考，这种和平滑的现代的“美”相对立的是一种“崇高”，“美是小巧精致，轻盈细腻的，光滑和平整是它的标志，而崇高则庞大、沉重、黑暗、粗糙、野蛮，它会带来痛苦和惊惧。”（同上 25 页）而素素这个人物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站立着，这也点出了这个故事的主题，在两
6、者之间的素素和佳原，他们是王蒙期望看到的中国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的形态，在这种从物质匮乏、生活困难的过去，走向一个充满着新的物质性的社会的可能中所悬置的两个年轻人。用王蒙的观察给这两个年轻人一个肖像是王蒙这部小说的主旨。在这个有深刻意蕴的开头之后，小说展示了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有在过去的困扰和问题。小说把那个过去给素素和佳原留下的生活的印记作了极为充分的展开。过去的历史形成了他们的困扰的根源，这里展开了素素的青春时代的付出和艰难，展开了在“文革”期间的诸多记忆，这些“记忆”的具体而微的存在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心理表现的独特之处。一面是类似于“伤痕文学”的对于当时的那种单纯和盲目的描写
7、，一面是物质匮乏和精神期望的极度不满足的困扰。单纯和盲目在匮乏之中不断地被消磨，构成了一种新的“平庸”。一種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微末的物质追求的普通人。素素可以说是一个从那个时代进入到“新时期”的年轻人的具有代表性的“一般性”的人物，她的生活观是在那个环境中随波逐流的，却又有一种迷茫的期望。而佳原则是对于未来的社会有更为积极的信念的人。那个时代的许多小说都写到过这样的有对未来更多信念的年轻人，他们有一种更多的理想，可以说是“新时期”所塑形的新的社会楷模的形象。在那个旧时代，他也是在坚持自己的学习，在学习阿拉伯语（当时的小说似乎对阿拉伯语有一种偏好，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里的男主人公也是学习阿拉
8、伯语）。他对于知识有一种强烈的信念，认定知识作为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的一种力量，最终是具有更好的意义的，是足以让生活升华的：“但是人应该比职业强。职业不是一切也不是永久。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职业的主人，首先要做知识的主人。您修伞我也修伞，您挣十八块我也挣十八块;但是您懂得恐龙，我不懂，您就比我更强大，更好也更富有。是吗？”这种超越性的理想正是一种“新时期”的“个人性”的理想的展开。这种“个人性”是通过个体的学习和精神的超越可以获得的。它既超越过去的那些僵化的教条的思维，也超越了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于物质性的渴望的那种“平庸性”。这是和当时的时代对话的一种“理想性”的人物。如果说素素是“一般性”的普通
9、人，那么佳原就是“新时期”的理想所询唤出的人物。他的既超越过去的那种完全脱离物质性的抽象的追求，那种追求在这个时代已经被超越，但也超越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具有“光泽”的平滑的物质性。这似乎是当时所提供的一种理想的人生的选择，也是人生意义的追求。这就是王蒙当时认为的“明天”所需要的理想：“明天两个字使素素的脸发烧。明天就像屁股帘儿上的飘带，简陋、质朴，然而自由而且舒展。像竹，像云，像梦，像芭蕾，像 G 弦上的泛音，像秋天的树叶和春天的花瓣。然而它只是一个光屁股的赤贫的娃娃也能够玩得起的屁股帘儿。”这个完全诗化的呈现正是对于当时的历史状况的一种回应。一面是过去的抽象的理想的丧失，一面是新的物质性的询唤
10、。小说正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当时文学所提供给社会的一种更多的愿景。一种有意义的，超越物质性的个体生命实现的“个人性”的存在。这一段当时就屡屡被批评者所引用的段落，通过佳原的“理想性”的精神渴求和素素的“一般性”的既有精神渴求又有物质期望的状况的对照，写出了当时社会氛围中的一种感受：“佳原总是随遇而安。一段栏杆，一棵梧桐下，一道河边，佳原就满足了，他希望早一点坐下来，和素素依偎在一起，用阿拉伯语和英语交谈，素素总是挑剔，不满意、不称心。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就像山东顾客不容忍煮花生米里的石子。三年了，他们的周末几乎是在寻找中度过的。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
11、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一米六、体重四十八公斤和身高一米七弱、体重五十四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故事从这里进入了对于“房子”的焦虑。这也是那时中国城市的困扰的非常现实的投射。年轻人面临的房子的困扰当时就已经如此地展开了。他们找不到地方谈恋爱，最后找到了一个新起的楼房的公共通道。这其实是社会的匮乏状况的一个表征，其实也隐喻性地指向了中国当时生活状态的空间上的难题。
12、这些难题的很大程度的解开和延伸，其实有待于未来的而事实就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房地产”的新的空间配置的出现，这个房地产的崛起当然是这个问题的彻底的转换。后来人们所讨论的房子问题，和当时完全不是一个平面上的了。而在这个故事里，那是一个愿景，一个可能，一个玫瑰色的风筝般的期望。物质性又如同幽灵般地展开了自身。在小说的最后，“物质性”的“光泽”体现在小说最后的那个素素的小学同学有“关系”的住房上：“电灯已经亮了。请坐。双人床，大立柜里变得细长了的影像，红色人造革全包沙发。五斗橱。铁听麦乳精和尚未开封的 十全大补酒。小学同学滔滔不绝地介绍着自己的新居：面积、设备、布局。水、暖、煤气。采光、通风和隔音
13、。防火和防震。”小说这样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些物质性的展开，其实也是说明了作品本身内在的丰富性：“个人性”在王蒙的内心中当然是以精神来支撑的，但物质却也是新时期的追求中难以视而不见的内在的东西。从后面佳原对素素的某种愧疚，和他们两个人的最后所承诺的对于未来的追求中，这种物质性也是和精神性一起存在的。王蒙似乎对于这种物质性有某种嘲讽，但这又有某种现实的吸引力让他不能不正视和表现。精神的超越是素素和佳原感情的基础，但他们对于物质的现实的需要其实也是内在的动力之一。这篇小说所表现的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想象的内在的丰富性。一面是以超越的精神作为“主体”存在的力量源泉，一面是现实的物质性也总是呈露
14、它自身。这也是中国的发展的內在动力本身的丰富性的呈现。最后小说以一种乐观的方式，对于未来作了充分的承诺，也就是物质和精神的某种最终的统一。一切都会有的，飘出的风筝是一种超越的精神性，而那飘带所牵连的日常生活的平常的“物质性”则也是无法摆脱的。风筝不断希望向远方飘荡，无拘无束，但飘带则是它的限度，它的范围的标定。这个故事其实和八十年代的思潮一样，既期望着一种朦胧的超越的精神最终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又知道一种物质性的不可缺少。那种“个人性”在王蒙当时的想象中就是以精神存在的，但物质则不断地呈现出自己的形态，给个人压力和诱惑。而这则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赋予人们的更多的空间和可能的现实之后，人们才看到了物质性的现实的具体存在的意义。于是，这个故事用它的抒情的语调，用它的那种来自王蒙对于“意识流”的理解的主观性，给了我们八十年代的最好的精神的展开。一切都还在未定之时的朦胧的对未来的期望和想象。在今天我们回望这篇小说，会有更多的感慨和更多的反思。这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作品，也是我们今天从当下反观可能获得很多启悟的作品。它值得我们一再阅读的同时，获得对于我们自己的来处的一种认知。带着飘带的风筝还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责任编辑 张 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