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一统”：诠释“何谓中国”的一个新途径“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意思包括对王者地位的尊崇以及对疆域的占有和“私言”的控制。“大一统”的第一个意思是要树立一种正统的王道秩序，按照欧阳修的说法是，“大一统”就是要“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要获得正统，王者不只要据有王位，还得拥有相当广大的疆域领土。“大一统”的另一个意思是要把思想意识集中到古圣贤的言论之中，比如董仲舒就说过：“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2、”这是要求在思想上形成一统的格局，集中进行舆论控制。要达到这几个目的，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纸面上，还必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加以展示。所以简单地说，“大一统”不仅是一个思想观念的表现形态，它还是一种可以付诸实践的治理方略。那么，它和“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呢？“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及其活动领域。在先秦只是依靠地理方位区分族群边界的概念，往往与周边的“夷狄”对峙起来观察才能凸显它的意义，所以“中国”的疆域界限自古以来就难以确定，经常处于移动之中，这也影响到了对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的判断。我们看古代典籍，“中国”这个词往往与北方的“夷狄”同时出现，是一对经常成双成对混搭在一起的亲密词汇。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
3、五年就有：“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的说法。公羊僖公四年也有句话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并以此为王者之事。可见，在先秦大多数情况下，“中国”都是和“夷狄”相对峙的一个概念。最麻烦的是，到底谁是“诸夏”谁是“夷狄”在先秦常常是搞不清楚的，两者的身份经常可以互换，比如秦人位居陕西一带，就有北狄之嫌，楚国地处南方，就有南蛮的色彩，都不能算是原汁原味的“诸夏”，后来秦国领土逐渐扩张至南方，最后建立起秦帝国，其北狄身份自然褪减，拥有了华夏正统的地位。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基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本算不清的糊涂账。就是一些儒
4、家圣贤在何为中国何谓夷狄，以及两者如何相处上也是分歧很大。比如孔子就认为，夷夏是可以互变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可以退为夷狄，按杨尚奎先生的说法：夷夏是可变的实体，不是不变的顽石。但孟子的观点则不同，孟子认为只能用夏变夷，不能夷夏互变。他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他举例说：“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这是以“用夏变夷”的居高临下姿态加以施教的结果。以后基本上成为“汉化论”的理论依据，其实不太符合历史的演变实态。而孔子的说法倒是颇符合当时的实情，甚至对以后的夷夏之间互动形成制约性影响。比如雍正和乾隆帝正是依据孔子所言夷夏可以互变的观点，为清朝的统治合法性
5、做论证的。还有一个后来经常受到关注的概念是“天下”。“天下”基本上是一种地理想象，这个词出自一本古代地理书叫禹贡，这本地理书按照与王都距离的远近，一圈圈地往外推，构建出了一种靠方位订立亲疏关系的地理观。禹贡有“九州”“五服”的划分，“九州”分划偏于自然地理的格局，以名山大川为标志，划天下为九大区域，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详载各州物产与到达王都的路线，叙述多偏于自然环境和条件的描述。由于禹贡成书年代是在战国时期，各国分裂割据，每个王者都不可能实际控制自身境外的广大领土。九州制的布局基本上是南三北六，说明北方政治单位多于南方，这也与当时南方尚处于蛮荒地带的现实情形有关。所以，以
6、“九州”为基础加以表述的天下观更像是士人的想象。“五服制”则又像是一种政治隐喻。但随着秦朝建立郡县制，历代王朝不断开疆拓土，“九州”的版图设想也在逐步实现。不过有一点必须澄清，版图的扩张与实际的治理控制程度不是一回事，中央对边远地带领土的占有往往采取羁縻形式，而不是落实到基层的行政控制。圈层内外的区分基本上是以是否向中央交纳赋税还是仅纳贡品划界。 这样看来，“天下”作为一种分析单位也是有其一定局限的，主要是因为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地理概念，很难容纳更广阔的文化和政治涵义。 仅谈“中国”往往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因为“中国”自先秦到宋代的主流话语中都没有摆脱“夷夏”对立的视角，是一个充满种族主义的概念
7、，因此极容易给人以种族论的印象，往往引起诸多误解。比如说“汉化论”就是其中一个变种。“汉化论”是一种以汉人历史为中心的解释框架，其基本的论述来源于孟子的“用夏变夷”论，认定文明的吸纳和传播是单向性的，只能用代表先进文明的“诸夏”去改造落后的“夷狄”，而不可能出现逆向的影响潮流，这与孔子夷夏可以互变的观点完全不同，往往被现代持历史种族论的学者所利用。美国“新清史”把清朝不当作“中国”就是走的这条路子。 他们说满洲统治东北与西北的经验是汉人王朝所没有的，比如宋明就从没有统治过这些地区，所以这些地区就不属于“中国”。新清史学者提出了他们的核心见解，即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于中国？难道不该将其视为
8、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一部分？这是从狭义上理解“中国”的一个有名的例子，但这赖不得别人，我们往往用“汉化论”给自己挖了个大坑，不假思索地纵身跳下去，给人家制造批评的口实。因为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宋明两朝因为受到北方民族军事力量的巨大压迫，往往特别强调自己的“中国”身份，以便和北方的野蛮民族区别开来。这样就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中国”的疆域确实就局限于南方的有限地区，被蛮族统治的大量土地都不属于“中国”范围。只有蛮夷认同了中国文化，才有资格成为中国人。这说明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种族”与“疆域”的错位确实影响到了当代人对“中国”自身的理解。 “汉化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夷
9、夏之辩”。先秦虽有“尊王攘夷”的说法，但夷夏之间的界线一直不是那么严格，因为秦和楚这两个大国都有北狄和南蛮的血统混杂其间。所以王侯想用纯正的血统为自己找正统的理由没有那么自信，也没这个底气。到了唐代，李氏王室都有鲜卑的血液遗传，为了掩饰才把自己的出身挂在老子甚至李广的谱系里面。到了宋代皇室才大力倡导“夷夏”之区隔与对立，因为南北军事实力太过悬殊。 这里有必要破除两个神话：第一个神话是：中国自古就夷夏势不两立，汉人文明从根子上就已成优越之势；第二个神话是：儒家从汉代即已成上下贯通说一不二的意识形态，这两个神话都是宋人构造出来的，当然宋人构造神话自有他们的苦衷，宋人军事力量柔弱，完全不是北方夷狄族
10、群的对手，故而疆域不大。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所造成的中央权力流失，宋代采取的是“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而且不太信任武人，经常用文人领军，导致边疆军事实力大为消弱，北方国土也大片沦丧至辽金之手。钱钟书先生曾开玩笑地说，宋太祖睡的还是张大床，南宋皇帝睡的基本上是一张行军帆布床了。 自然没资格谈“大一统”，但要使政权拥有正统性，必须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所以，宋代特别强调虽然番邦气势汹汹，军事实力占优，但华夏文明远胜于番俗，只有夸大夷夏文明的差异，才能赢得“精神胜利法”式的心理安慰，这在宋代的南北格局对峙下绝对是必要的。 对儒家作用的夸大也是如此。宋人发明了一种叫做“道统”的东西，说宋儒思想的这条线
11、一直可接续到先秦儒家，绵绵不断。这里面暗含着一种历史叙事，那就是，儒家在汉代以后不仅主导着官家的意识形态，而且也为老百姓所遵守，这基本上是个编造的故事。 首先，汉武帝虽口头上说独尊儒术，其实他的治理术一直是霸王道杂之，而且一直崇尚武功，到处开疆拓土，与匈奴反复征战，连董仲舒这样的臣子都是儒表法里，骨子里还是崇尚法家的治术。汉朝只是养了一批读经博士充充门面而已。唐代王室姓李，所以推崇老子也是众所周知。如此多变的皇家口味怎么可能容忍儒家定于一尊，让别家没说话的份儿呢？ 其次，宋代以前，老百姓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儒家思想呢？就靠所谓个别官僚的推广吗？史书中确实不时有所谓个别循吏推广教化的记载，但那
12、根本无法波及广大的疆域，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制度加以严格执行。儒学真正渗透到民间，是因为朱子撰写家礼允许民间祭祖，才促成老百姓有资格聚宗收族，而非贵族享有特权，因为过去祭祖只是上层官僚贵族才能享有的特权，老百姓没有机会祭祀自己的先祖，故而也没有聚集起来实行儒家伦理的渠道。直到南宋以后，允许基层百姓祭祀祖先，这样一来，聚集起来合修家谱的行为就变得正当起来，寻根问祖变成了一种可以聚宗收族的手段。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礼仪才能通过家礼的简化形式贯穿到民间，最终推广开来，儒术只有在民间真正立足，才能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地方治理上大大节省了成本。因以往王朝统治多依赖法家理念，即把人性设定为恶，故
13、需通过严刑峻法加以控制，儒家以发现人性善端为己任，他们相信个人通过道德的调教可以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不需太多外力的强迫干预，这也是宋代虽未实现疆域的大一统，却在文化上保持心理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会使得宋朝帝王与儒生在与辽金等北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产成某种特定的身份优越感。所以，严分夷夏与儒术普及之间通过宋儒产生联系，最终导致“汉化论”大行其道，一直流传至今。可以肯定地说，现在的“汉化论”就是宋儒的遗产，现在的学人太受钱穆先生的影响，都把自己打扮成宋儒的继承人，成为奉持儒家道统的信徒，这点特别需要加以反省。 所以谈“何谓中国”这个问题必须打破以儒家和汉人为绝对中心的思路，而把“大一统
14、”对“中国”的形构作用做为考察的对象。从“大一统”的角度谈“中国”大致可以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把“大一统”看作是一种节省治理成本的技术。宋以后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秘密不在于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多么炫目动听，这是理学家最容易惑人心智的说法，而是在于它能节省统治成本。儒家有一个从神人大巫转为世俗教师的过程，有人考证说，“儒”最早即为“巫”，是为王者沟通天地的中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礼崩乐坏的缘故，儒者流失到民间成为了普通教师，失去了为王者代言的地位，也疏离了皇家上层政治。 直到汉武帝尊崇儒家，儒家通过拼命制造谶纬之书，即伪造的经书获得了为皇家论证统治正统性的资格。到唐代官方主流思想中还是各种怪
15、力乱神当家。那时儒家的任务是论证皇权的正统性。到了宋代家礼渗透到民间，百姓聚宗收族，祭祖修谱，儒家才真正具有了“世俗”的意义。官家用科举笼络平民，构成上下循环的官吏选拔系统，基层士绅阶层由此形成，使得道德教化变成了一种可以替代行政管理的技术。所谓“皇权不下县”的判断即从此得来。这是东南汉人地区的主流治理风格，所以，“大一统”不仅是一种对广大疆域的扩张征服，更是如何对心灵与身体进行有效控制的一次次实践。 二是通过军事征伐和羁縻治理相结合的手段，实现疆域统一。比如，到了乾隆时代，“大一统”体现出一种前所未及的“绩效”特征，他自己概括为十全武功。从历史评价上看，这些战争的效率有高有低，如平准之役公认
16、为是成本低廉的高效军事行动，清军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进兵途中就地取材，以免消耗太多军粮，使得进军速度不因粮草的供给而受到耽搁。相反，在川藏交界处进行的大小金川之役则被后来的史学家讥讽为劳师糜饷，得不偿失，如狮子搏兔。从边疆一统的角度评估其战略选择，虽凭数万之师累年攻打一个弹丸之地似有失策的嫌疑，但从边疆版图的奠定上观察，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至少基本底定了西南边陲，而且为推行边疆的内地化开辟了道路。 清朝对边疆的治理一直为前代所不及，也是“新清史”最津津乐道的一个史实。但清朝的征伐显然不同于西方帝国的军事征服，而是在完成军事占领后采取行政渗透与地方习俗相混合的统治策略。如皇帝一身兼有多重的世俗
17、和宗教身份，建立具有象征性的贸易进贡、年班朝觐制度等，清初帝王分别在紫禁城和避暑山庄接见来自边疆不同区域的王公贵族就有十分深刻的象征涵义。紫禁城是汉人王朝的首都，清帝坐拥紫禁城，表示的是对汉人政权的占有和继承关系，在避暑山庄蒙古包里受准噶尔部王公的膜拜，又是象征着满洲皇帝与关外族群的密切关系及其统治形象，这显然是紫禁城相对单一的象征意义所无法替代和涵盖的。这是以往皇帝所欠缺的卓越角色扮演。因此，“大一统”的确有内地和边缘的区别。但又恰恰以王朝正统性的获得做为核心基础，以保持和前朝文化系统的接续性。 三是“大一统”是一套文本建构和历史书写技术。清代文字狱频繁发生，不是简单的舆论控制问题，而是清朝
18、试图建立起一套兼容不同族群的文化认知系，“文字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大一统”文化建设中的配套行为。因为“宋学”太热衷“夷夏之辨”，这种历史观不能说是一种常态，因唐代帝王血统里掺杂着蛮夷的成分，故在唐代语境里谈夷夏问题显然是荒诞的。 但是，夷夏的差异在南宋和明代的历史中又确实表现为一个历史事实，即汉人与北方民族长期存在着截然二分的空间对立状态。以汉人为中心形成的史观实际上表达的是对疆域退缩状态难以控制的无奈反应，清朝奄有最广大的疆土，为避免仅仅依靠武力征服确立自身的正统性，以免被汉人讥讽为蛮武有力却缺乏教养，就必须清除掉汉人通过南宋的历史记忆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晚明历史记忆确立自身文化优势的心理。树
19、立另一套多元共主和拥有广阔疆域正当性的历史书写策略。集全国精英文人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亲自撰写御批通鉴纲目里的历史评语，各地方志的纂修逐渐一体化等等，都是这场清算运动的既定步骤，是与疆域控制与治理相配合的一套政治与文化规划设计。 四库全书的删选机制从最初的模糊行动到最终有计划地整体性实施，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套文化意识形态地图的精心绘制过程。这个意识形态地图的绘制过程，与以往朝代相比，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更加有计划有目的，在规模上也更加具有渗透性。 文字狱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就是重建多民族共同体的尝试，但问题同样严重的是，以“大一统”之名压抑私言的情形也日趋严厉，比如对“夷”“虏”“胡”等字样的删改，
20、也波及对不同文化论点的剿杀与删除，造成清末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必须认真加以反思的。 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仅具有其独特性，而且象一个巨大的磁场，几乎具有收编知识界各种异见的超强能力。它不但制约着中国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经过晚清革命后的剧烈变动至今犹存。“大一统”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不但锻造了中国人对来自上层呼唤的政治稳定重要性远大于其他因素的认知心态，而且成为抵抗西方入侵的近代民族主义最可依赖的政治文化资源。引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大一统”具有超越历代王朝特殊历史境遇的规训能力？而其他的历史理念则没有或相对只具有弱得多的统摄各种势力的能力？直到今天，“大一统”都是凝聚中国人进行社会动员或民族主义抗议的最佳口号，这与西方世界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进行社会动员的模式不完全相同，其成败得失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省。
